"丝绸之路"一词，由19世纪的一个德国学者弗迪南德·范李奇索芬男爵所创造。虽然通往西域道路的开辟，可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时代，但这条联结欧亚的国际商路正式开通，则始于张骞的凿空之行"，"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史记·大宛列传》）。
这条漫长的运输线由许多条道路组成。传统的丝路，以长安为起点，西行翻越陇山入甘肃，经陇西高原入河西走廊到敦煌。因有塔克拉玛干沙漠阻隔，道路自然地沿着沙漠的南北两侧行进。路至敦煌分行南北，穿过新疆，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罗马。
通过茫茫大草原、沙漠、戈壁为主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公路，西去的物品主要有丝绸，而由罗马、波斯等地由西向东运输来的货物，则以黄金和其它贵金属、羊毛、象牙、珊瑚、琥珀、宝石等为主。东西方的物产就通过"丝绸之路"艰难的道路不断进行交换。
世界上最早的探险家张骞，历经１３年探险，开辟了连接东西方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发现"新世界"，比哥伦布航行世界，足足早了１６３１年。也比马可波罗，早１４１０年。
２０００多年前，张骞之西域凿空之行，给华夏民族带来的欣喜和变化，并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欣喜，以及随之带来的巨大变化。
"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希腊人就曾试图寻找从西方通向东方的道路，结果多次探险都归于失败。张骞"凿空"以后开通的"丝绸之路"，才第一次沟通中西陆路往来的大道从而使人类文明加速进展的脚步。
透视历史的长河，我们却发现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公路，却时断时续。漫漫万里丝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脱节，如西域、波斯等地战争等诸多因素影响，可能都会导致丝路随时的中断；然而长时间的中断，寻找其中原因，则只有一个--华夏帝国周期性暴发的政权更替。
然而，丝绸之路巨额丰厚的利润却刺激了中外商人，于是在陆上丝路，因魏晋南北朝长达三四百年时断时续的大中断后，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出，也刺激了中西方航海家探险世界，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的扩大海洋沟通管道，为西方15世纪的世界大发现铺平了道路。
汉开西域，是以军事为主线，附带商业功能。然而，当丝绸成为大宗的交易物品时，以货易货的商队就往来于大漠戈壁草原。至西汉末年的战乱以中原为主，丝绸之路相对影响较小，对商业属短期性冲击。然而，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三百多年持续的战乱，尤其是河西走廊持续的战乱、政权更换，导致丝路极大的萎缩、萧条，商业的风险巨大，甚至超过了海洋的风险和死亡。
张骞通西域前，华夏的商品就通过天竺输往波斯。因此在西汉的二百多年历史中，就有了中国和阿拉伯、天竺间就有了海洋往来的历史记录。有确切的史料证明：汉代形成了海洋航运中心，其中近海航运中心在齐地和会稽郡，北至辽东、乐浪，南至交趾七郡，沿海一带无所不至；远洋的海航运中心在南方，主要港口一是远航日本、琉球的会稽郡的东冶，另一个是广州番禺，是远航东南亚各地船舶的港口。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可知：当时的中国船队，至少已到过今天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诸地了。至少在东汉时，航线已经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甚至达到红海。
"物以稀为贵"，丝绸价格陡涨。曾长期垄断丝路的波斯商人，因当陆路长时间交通受阻，极度的缺货，经济受到极大损害。受经营丝绸丰厚的利润刺激，商人们拼命寻找另外的交通渠道，由波斯到天竺连接华夏，成为唯一的通道。但是，经云南和西藏的"茶马古道"运送货物，难度比丝绸之路还要艰难曲折。于是擅长海运的阿拉伯人，便挖空心思开辟海路。因为利润高，即使海路风险也极高，有一半的成功，其利润足以补偿，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西方十五六世纪所谓的海洋大发现，也是建立在冒险获巨富的基础上开展的航行。
为何走海路开辟新丝路，还有以下原因：一是北方中原战乱不休，百姓流离失所，生产力遭到极大摧残；二是河西走廊、西域频繁的政权更叠、战争，使这条死亡之路真正名符其实；三是南方相对政局稳定，所购丝绸等货物只能在南方求购。而南方购货，经北方、河西、西域运输，十之八九货物丢失，而且人命难保，风险太高不划算。因此，最佳丝路非出长安起点的老丝路了。
故南北朝时，由天竺、波斯往来的华夏的商船往来为断，海洋新丝路已经正式开辟出来，成为第一波海洋丝绸之路的兴旺。
当时的海路畅通无阻，还可从中国许多记录中看出。自陆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后秦之法师法显，自姚兴弘始元年（公元３９９年）出发，经西域、越葱岭，历千辛万苦抵达天竺后，始知与华夏交通往来的还有海路。所以，在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地留学几年后，公元４１１年，法显从斯里兰卡搭商船回国，途中遇大风，中途漂泊９０天后到达耶婆提（今爪哇）。停留５个月后，法显又搭大商船前往广州。再遇大暴雨，昼行１２日后，抵达青岛市崂山，于公元４１２年回国。
继法显后还有释昙无竭自天竺越大海重洋返回华夏。于宋永初二年（公元４２０年）释昙无竭至中天竺取经，返途也如法显走水路，从南天竺乘船泛海回到广州。
而更早的记录还有孙权黄武五年（公元２２６年），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秦论，从南海到交趾，后又从交趾到达吴都建业，在东吴居住了七八年之久，直到吴嘉禾三年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国。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商船肯定远航到了印度、波斯等地。阿拉伯旅行家马斯欧·迪就曾说过："５世纪的上半叶，在两河流域，从幼发拉底河向上游出发到古巴伦西南的城市希拉，就经常会发现有中国的船只停泊在希拉城的房屋前面。"因此可以确定海上丝绸之路已正式开辟。
隋一统天下，继之唐王朝兴盛近三百年，古老的丝路恢复了正常。此时，海洋丝路的高风险超过了陆路又成了第一大难题，被称为"漂浮的棺材"的轮船，一旦遇风暴则全部财富尽葬身海洋，足以让人望而止步。
其次，缯彩绮绣等丝绸品质轻而价昂，再运往华夏换货的黄金、珠宝等物也不重，故陆上马驮骆驼运载最为方便。但是用船运，一次性运载量太大，且成本太高、风险巨大，远远超过古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得不偿失。反之，沙漠戈壁万里，一则安全系数大，二则马、骆驼等灵活、成本不大，货多货少、钱多钱少均可做此生意，因此唐代陆上丝路再盛，海洋丝路转变低谷。
唐代虽然陆上丝路兴旺，但也并没有放弃海洋。当时中国已具备了建造大型海船的能力，这些船只的体积和抗风浪能力，甚至超过了一直在印度洋上穿梭的大食船舶。唐朝宰相贾耽曾详细记载了当时从广州出发，由中南半岛的东岸出马六甲海峡，沿印度次大陆航行至波斯巴士拉、巴格达等地的航程和时间。巧的是，这条海路与一位名叫布罗姆哈尔的外国人所记载的从波斯湾到中国广州的航线竟不谋而合。
唐末天下大乱，西域混乱，河西时常受到游牧民族的铁蹄蹂躏，丝路再次受到巨大影响，再非安全之商路。而海洋丝路的再次兴旺则有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经南北朝时代开辟的海路航线熟悉，航海经验丰富，加上经大唐盛世的刺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高，船舶坚固，反比陆路更舒适和安全；
二是中国的南方，即使在战争年代也相对稳定，经过魏晋以来的开拓，南方日渐富裕，中国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南方。五代时期，南方的经济政策更为务实和宽松，由南中国海航行南洋、天竺、阿拉伯海的船队增多，为海路运输丝绸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是运输的商品再非丝绸等物品。由于唐代的极大繁荣，与丝绸并为外输的大宗商品增多，如易脆且沉重的瓷器、呈大的茶叶、先进的铁器工具等工艺品和日用品，在世界各国享受良好的声誉。隋唐以后是中国瓷器制造的繁荣时期，著名的唐三彩更是闻名海外。宋代的瓷器更有长足进步，出现了著名已经产业化的五大名窑，地位和份量日趋重要，再非过去的陆路运输能满足了。货物增多，经商人数也相应增加，大家联合包船也非难事了。因此，海洋丝路遂逐渐替代了陆上丝路。
到了宋代，虽然政局稳定，但是北先后有强悍的草原游牧民族契丹、女贞所建的辽国、金国，西有割据宁夏、甘肃等地的党项族西夏，加之西域也非安全通路，所以最佳商途仍属海路为上。
宋代的科技高速发展，指南针的发明，造船业的发达，瓷器生产的产业化等等，都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兴旺，遂成为华夏海洋贸易最强盛的时代。宋代建造的海船，规模之大，标志着中国的造船术已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海船最远可以航行到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亚丁，并且当时的中国海船由于吨位太大，以致无法驶进幼发拉底河，运输的货物也只能在近海换上小吨位的船，再转运上岸。
唐宋元三代，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和宁波、泉州等地设立了专门管理贸易的市舶使或者市舶务。南宋时，仅市舶司的税收就占了整个皇室岁入的20%。有了此成熟的商业道路，为后来明初的郑和统帅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铺平了道路。
来源： 《万里丝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