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中国是蚕桑的原产地，是世界丝绸大国，素有"东方丝国"的美称。蚕桑价值的发现使中华民族格外重视丝织业的生产。
丝织技术在殷商之际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周易·系辞》云："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蚕下之文。""叁伍"指三片棕，五片棕，随着三、五片棕的起错交错，便织出了不同的斜纹文样。今人对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丝织物进行了分析时指出："商代从事丝织生产的奴隶们，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发现了蚕丝的这种独特的性能，并利用当时已经相当发展的练丝技术，巧妙地设计织造出这种富有弹性而轻盈透明的丝织物。这种丝织物经过三千多年的演变，至今仍是高级丝织物品种之一。"很显然，商代高超的丝织技术是不容怀疑的。"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丝织工艺在强烈的审美意识作用下创造出了更精美的丝织品。
周代丝织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周王朝除设置"典丝"官外，还有"掌染丝帛"的"染人"，湅丝以涗水沤其丝"的"巾荒氏"，从煮练生丝、染丝到丝织都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并有严格的社会分工。《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画绩之事，杂五色。……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绣。……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谓之巧，凡画缚之事后素功。"从广义讲，文以外的章、黼、黻、绣等都是文，不同色彩的有规律的交织标志着周代丝织业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织锦技术究竟发生在何时？我们现无法知道，但是，从《诗经》里我们知道，织锦在西周时期至少是春秋已十分发达。"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衣锦虎衣，裳锦虎裳"，锦的用途十分广泛，《诗经》对锦的浓厚兴趣表明这一复杂的织花工艺已被社会普遍掌握，成为女织的普遍社会行为。锦－这种多彩的织花丝织品的出现，不但提示着我国丝绸织花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其丰富的种类和广泛的用途标志着丝织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正式开展对外丝绸贸易，把中国的丝绸传播到亚欧大陆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即公元前119年以后，鉴于这一情况的发生是建立在先秦丝织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说倘若没有中国蚕桑业的发达，要建立起以丝绸为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是断然不可能的。
公元前138年张骞为实现汉武帝夹击匈奴的战略计划而出使西域，在西行途中为匈奴俘获。拘居匈奴十多年后，张骞终于率众逃脱。为完成使命，他继续西行经康居到达中亚，向大辱的大月氏国王表达汉武帝希望联合夹击匈奴的愿望。是时倍受匈奴欺辱的大月氏自伊犁河流域迁徙中亚以后，因"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致使张骞无功而返。但是，他带回的大量的西域消息则使得汉武帝下定了交通西域各国的决心，遂于公元前119年命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在这次出使中，张骞率将士三百，带牛羊以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其目的已与第一次出使西域寻求军事同盟完全不同了，这次出使的目的旨在通商。由于其副使西访安息（波斯，今伊朗），从而开始知道安息之西的条支（伊拉克）、黎轩（叙利亚）一带的情况。公元前一世纪叙利亚归入大秦（罗马帝国）的版图，这样，中国的丝绸便通过这条商渠经中亚传向了欧洲。
这条国际商渠的建立第一次郑重地沟通了中国与亚欧的联系，特别是经过中亚中转的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丝绸西传的历史要早于此，这里是指大规模的西传），从而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丝绸贸易。公元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国际商渠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实，西汉王朝向外送去的何止是丝绸，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积极成果如铸铁、凿井等技术都是通过这条商渠传播到西方的。
丝绸之路的开通虽说得之于偶然，但偶然中亦有必然，如果没有西汉王朝的强盛，以雄厚的经济用后盾，要完成这一对外交通的历史使命是断然不可能的。如果汉高祖制订的与民休息政策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汉武帝便无法完成打击匈奴的伟业，那样，也就无法建立起对外交通的商渠--丝绸之路。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共有两条，自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玉门关后，南面的一条出玉门关沿昆仑山北麓经古楼兰（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越葱岭向西至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向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大秦；北面的一条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麓西行途经车师（今新疆叶鲁番）、龟兹（今新疆库车干纳盆地），再往西南经安息，继续西行达大秦。对这两条商渠的开通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张骞和班超。如果说在西汉之时张骞曾朦胧地意识到大秦的存在，到东汉时，班超则不满足于张骞已取得的成功，曾派副使甘英往大秦。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使人思土亦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很遗憾，想直接与大秦建立联系的企图在安息船人的阻挠下夭折了。尽管如此，由于汉王朝与大秦都认识到对方的存在，都希望进行交住，因而这条经安息中转的丝绸之路，在双方的努力下变得更通达了。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汉王朝放眼于自身以外的世界。强烈的开放意识一方面把中国丝绸西运传播着中国文明的形态，另一方面则能通过丝绸之路把亚欧大陆的文明带入国内，在这双向文化交流中，中国的丝绸无疑是连接中西文化的纽带。
继汉以后，丝绸之路再次得到重视是在唐代。唐代统治者直接以汉为楷模，其开放意识使他们努力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在长安经常有数十万外国巨商，在"商贾来则边人为之利"的思想的指导下。长安、扬州、广州等都市都成为了国际贸易中心，其中以长安规模最大。对外贸易的空前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唐代似乎不满足于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经过与大食（阿拉伯）人的共同努力，他们又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从而加强了唐王朝同中亚、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海上联系。陆路和海路商渠的同时开通使唐代对外开放的意识更加强烈。当时,来华的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除了侨居广州、泉州等口岸外,江浙一带沿海港埠都遍居外商.如唐肃宗上元元年在扬州的一次变乱中,丧生的大食、波斯商人有数千人，这一惊人的数字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对外经济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扬州属内河港口，侨居的外商已如此之多，更何况设置市舶使专门接待和管理通商事务的广州呢。事实上，广州的对外经济贸易也是极为发达的，如五锷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时，为赢私利他每日派十余艘商船出海进行贸易，从中可略窥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盛之一斑。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场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并存，有力地促进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于唐王朝格外注意丝织业在纺织中的地位，从而出现了河南、河北这样的丝织业中心，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织品，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和毫州（今安徽毫县）的绢、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锦、扬州的锦袍等都在全国负有盛名。由于对外经济贸易给唐严王朝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乃至于统治者始终重视对外经济交往，并把东南沿海推向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如史书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周庆立任安南市舶使，唐德宗贞元八年（792）有在安南设置市舶中使之议，又如大和八年（834）唐文宗颁布诏令，命岭南、福建、扬州等处节度使、观察使等对番客常加存问，任其自由往来贸易，不得重加税率。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赶上和超过了陆上丝绸之路。
无庸讳言，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虽然是以丝绸为开路先锋，但传播的远不止丝绸，它是在借助于丝绸向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智慧。伴随着丝绸贸易，中华民族的文明不断走向世界，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科学文化都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远比物资交流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对那些久居中国不归的蕃客产生了吸引力。他们开始自觉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如大食人李彦升在得到岭南节度使卢均推荐后，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以进士及第，唐代素有"三十老明经，五下少进士"之说，一个阿拉伯人能力挫群英，科场折桂，可见其学力非同一般。又如五代词人李珣，从其"土生波斯"中可知他是一位外籍词人，现存最早的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录其词三十七首，数量之多在《花间集》中排列第五。近人况周颐评价其词云："五代人小词，大都奇艳如古蕃锦，唯李词以情胜。"近人李冰若亦云："花间词人能如李氏多面抒写者甚鲜，故余谓德润词在《花间》词中别开生面，称得上是脂粉气中的一缕清风。"这些评价可谓高矣，但也恰如其。一个是波斯人熟练地运用异国文字并取得很高的成就，可见其对汉文化景仰的程度。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日文化的交流。杨泓在论述丝绸之路向日本延伸时指出："中国的丝绸，从汉代开始沿着丝路西运，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国的丝绸，同样铺平了向东的中日两国间的友谊之路。"在唐代，日本派遣"遣唐使"来中国考察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成了制度，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当丝绸之路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到异国时，在丝绸之路上也传来了异邦的文化。如唐代高僧玄壮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向印度行进时，他带来的就远远不止是印度的佛学，一部《大唐西域记》便成功地把西域各国及中亚一些国家的文化介绍到国内。又如唐肃宗应元年（726）附商船归国后，便留下一部《经行记》，把大食、苫国（今叙利亚）、伊斯兰教等阿拉伯世界的情况介绍到国内，从而增进了唐王朝对阿拉伯文化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对外开放意识是伴随着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产生的。在对外交往中由于中国的周边是一些落后的游牧民建立的政权，其文化形态远远落后于中国封建政权。这样，对自身文明（耕织造就的文明）的肯定，乃至于形成视周边为夷狄之邦，自以为"天朝"的心理负担。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统治者把妄自尊大发挥到极点。
当自以为"天朝"的中国统治者顽固地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候，西方的大炮却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从表层看，这是满清统治者的腐朽无能造成的。从深层看，却是历史的必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耕织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自然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方式对抗，当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业受到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节节抵抗，但每次的抵抗的后果都是中国自然经济破坏的加深。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昔日引以为豪的丝绸之路不但成了闭关自守的牺牲品，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面前再也无法重振它往日的雄风。
20世纪30年代作家茅盾先生曾写下他的不朽名著《春蚕》。《春蚕》作为江南农村经济的缩影，它成功地描绘了自耕家农老通宝辛苦数月换来蚕茧的丰收，却因蚕茧价格下落而拉下一屁股债破产了故事。它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的意义与其说是写江南农村经济的破坏，传达着作家不安的心灵，倒不如说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诉说中国自然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惨遭破坏的悲剧命运。
千古沧桑，农业文明造就的耕织文化曾有过其辉煌的历史，当它在原始社会后期萌芽，在奴隶制社会得到肯定，在封建社会定型走向成熟的时候，它走过了光辉的历程，给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打上了它的鲜明的烙印。特别是在它以它浓厚的力量展示它的魅力的时候，它曾以丝绸为纽带架起了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它曾自豪地把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播到世界。然而，当我们从另一个层面去体察这一内核时，则又会发现其内核的紧密性，一方面使耕织严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原子内核；另一方面则又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性，其亘古不变的生产方式约束着人的思维方式，从而造成中国式的温柔敦厚的文化精神。无论是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都鲜明地留下了耕织文化的烙印。这种"中和"思想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程，它以承认既成的现实为前提，不愿去看到其存在的不合理性，而是把它作为最合理的内容肯定下来。这样，当整个世界都在前进的时候，它的弊端自然逐步地显示出来，并且显得无法跟上时代的潮流，被历史淘汰出局。
这是悲哀的，但又是必然的，然而，正是在这种悲哀和必然之中才显示出它在历史上的功绩。中华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以耕织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背景下塑造的，是以农耕信仰为背景而塑造的，就是说，深入地研究耕织文化实际上是在从一个层面把握中国文化的底蕴，是在企图通过寻"根"的办法寻找中华民族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深入地研究桑及耕织文化的形态应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摘编自《桑文化原论》，张强著）
来源：http://xxsxx.wj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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