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扫石窟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今编号为K17的藏经洞窟。当他打开洞窟的大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四周充满了精美无比的壁画，用白布包裹的各类写经以及丝绸制成的佛幡绣像塞满了这间窄小的长方形洞室。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批稀世珍宝。于是，王道士只能“点检经卷画像，仍为封存。”
然而，这一消息还是不胫而走。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第二次来到新疆，开始谋求获取敦煌的宝藏。斯坦因搬出了唐代高僧玄奘历经艰辛，去印度西行取经的故事，把自己描绘成沿着玄奘足迹重访中国的使者，并许诺要捐一笔功能钱重修佛身之后，王道士终于打开了藏经洞。于是，斯坦因在王道士微暗的油灯下，翻阅了无数用中、梵、吐番、婆罗迷等文字写成的经卷、各种画在绢上的佛像以及各类丝绸装饰品，这样持续了七昼夜之久。他将这些稀世珍宝装了满满29只箱子，这些箱子在16个月之后被运到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该馆的东方部由此而建立，专门用来展出斯坦因从敦煌诱骗来的东方文物。
斯坦因回到英国之后在皇家地理学会作了一次报告，敦煌宝藏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不久之后赶到了敦煌，并从中挑选了有较高学术、艺术价值的经卷和写本1500余卷，以及大量的绘画和织绣品；另一方面，又对莫高窟中所有的塑像和壁画进行了摄影。前者被运回法国，藏于巴黎的国民博物馆、卢浮宫和集美博物馆；后者则被编成《敦煌图录》出版，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敦煌壁画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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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所藏织物种类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织锦，包括斜纹经锦、斜纹纬锦和缎纹纬锦等。此外，绫织物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无论是平纹作地还是斜纹作地的暗花织物均有出现，但特别明显的一点是，有不少绫织物均可用2-2织法进行织造。
除锦绫外，敦煌织物中还含有大量的刺绣、夹缬及缂丝等织物，这些都是极具装饰性的特殊丝织物品，非常珍贵。如：夹缬是在盛唐时期才出现的新的印染品种；刺绣已较多地采用平针绣，缂丝也为唐代新品，但敦煌所出者带有金线，而且是以纸作背衬的金线。
从对藏经洞总体年代的判断来看，洞内所出文物最迟为北宋初年制品，因此，洞中主要文物的年代应在五代时期，部分可以追溯至中晚唐、甚至是北朝至初唐时期。大多数学者都将藏经洞出土的织物当作唐代丝绸来研究。
建国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又对莫高窟前半部分洞窟进行了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又发现两批丝织品。一批是北魏时期的刺绣，其中一幅有着供养人广阳王及其家眷绣像的佛说法图，像下的发愿文中绣着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和“广阳王”等字样。刺绣的衬地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除边饰外，佛像、供养人、发愿文以及空余的衬地都采用细密的锁绣法全部绣出，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满地施绣的制品。该刺绣线条流畅，针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变化，还使用了两三晕的配色方法，因而增加了形象的质感。这是一件相当费功之作，与汉代简单的锁绣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另一批是盛唐时期的绫、绢，并施以碱印、夹缬、拓印等印染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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