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繁华(组图)

广州第一棉纺厂一名女工正在将白色的纬纱接好。

　　古老的珠江三角洲，大大小小的河流星罗棋布，加上南海海洋温润的季候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很早就开始养蚕种桑；桑基鱼塘生产方式的普及，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理位置，广府地区一度成为全国蚕丝业中心，“广纱甲天下”的美誉由来已久。

　　近代以来，广府地区开风气之先，率先实现缫丝生产的机器化，生丝远销世界各地，在一些领域，曾引领我国纺织业从手工时代走向机器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潮流。

　　斗转星移，当年的繁华已风流云散。让我们重温当年那跌宕起伏的风云际会，寻找当年的纺织女，聆听她们的故事……

　　千丝万缕线 衣被人间暖

　　缫丝：从家庭副业到机器生产

　　蚕丝是广州地区近代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广府甚至全国缫丝业的发展，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陈启沅。陈启沅生于十九世纪20年代， 1854年他随兄出国经商，在其后将近20年中，遍历南洋各埠，然而“仍未尝废农桑之心”。1873年，陈启沅回国以后，在故乡南海简村创办一个名叫“继昌隆丝偈”的缫丝厂。厂子规模最初很小，丝釜不过几十部，后来逐渐扩大，最多达到八百部，工人达到七百多人。所用的机器当时叫做“机汽大偈”，单从机件结构看，这种大偈和十九世纪初期西欧的改良手工蒸汽缫机颇相类似。机汽大偈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十分显著。当时就有人说，在这种丝偈中，“每一个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

　　自“继昌隆”后，这种新式缫丝工业在珠三角飞速发展。到1881年，广州地区的丝厂，已经增

1935年建成的广东纺织厂初期的生产车间。

加到10家，丝年产量近一千担；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式缫丝工业在广府地区已牢固地树立了根基；至十九世纪80年代末期，广州已有丝厂五六十家。

　　对此，张晓辉教授认为，继昌隆缫丝厂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我国民族资本最早的企业之一”，更在于，在它的带动下，广府的制丝业慢慢脱离传统家庭副业或手工作坊生产模式，走向机器生产时代。至20世纪初，丝厂普遍已使用蒸汽动力运转丝车，机器缫丝业已成为当地主要的近代工业。从此，市场上有了机器缫丝（也称厂丝）和土丝的区别。厂丝生产效率高，大部分产品通过洋行出口到欧美、南洋等地；土丝质量相对差，手工相较粗糙，主要用于国内市场。

　　20世纪初期，广州及附近的顺德、南海等地的蚕丝业日渐鼎盛。“桑基鱼塘”成为当地数十万户居民的生产方式，并出现 “家家早起夜眠迟，生丝要赶趁圩期”的忙碌景象。此外，缫丝厂遍地开花，数量和拥有的丝车数量，居于全国首位。当时有民谚：“一担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形容的就是当时的空前盛况。

　　广府的缫丝业虽然曾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长期以来一直潜伏着危机。在原料上，广府蚕丝质量不高。由于农民植桑不得法，蚕种不良，一年有6~8次的造数，过于频密，与江浙相比，蚕茧小而且蚕丝质量次。在生产手段和技术设备上，广府也相对落后。虽然在二十世纪20年代，广府

一名女工正在搬运纱锭。

的丝厂和丝车数居于领先地位，但大都采用旧式制造法，丝车的产量、质量都比不上江南地区，粤丝以量取胜，终归不是出路。地方政府对丝厂不断加重的苛捐杂税也在摧残着这个行业，当时，不少实力薄弱的丝厂被迫停产。

　　此外，粤丝贸易长期为外商所把持。粤丝不直接与国际市场挂钩，而是通过洋丝行进行贸易，洋丝行操纵市况，牟取暴利。

　　正因为这些潜在危机，二十世纪30年代初国际市场的衰滞，就促成了建立在外贸出口基础上的广府缫丝业的危机的总爆发。各国高树关税壁垒，粤丝出口疲滞。再加上当时西方已开始生产人造丝，尤其是日本生丝飞速崛起，技术更为先进，严重冲击着华丝。抗战爆发，省内蚕丝区域，原本集中于珠江三角洲，自日军入侵后，大片桑园、蚕种场及缫丝厂被毁，幸免者亦被迫停工。

　　棉纺：从土布当家到洋纱风行

　　“与蚕丝业发展的悠久历史不同，广州地区受气候限制，基本不产棉，这使得传统棉纺织业的发展缓慢，落后于其他地方，生产方式陈旧。”张教授说。然而，这一状况在鸦片战争后发生转变。西方列强打开我国的大门后，大量向我国倾销洋纱、洋布。广东市场是最早被入侵的地区之一，英国从印度殖民地源源不断向广州地区输入洋纱、机制棉布等产品。这些产品是近代机器大生产的产物，质量较传统手工业好，价格也相对较低，它们的大量涌入，反而推动了一直受制于原料不足的广东织布业的发展，并且在全国率先用机器纱淘汰了土纱，洋纱成为织布业的主要用料。

　　广州是当时岭南三大织布中心之一。20世纪初，广州附近各县便开始了“洋机盛而土机衰”的

当时·今日：纺织女工聚在一起用餐的场景，变了的只有色彩。

过程。1907年，民营的黄埔织造社合资有限公司成立于广州市小东门糙米栏，开始使用铁织布机生产。1911年，广州亚通机器织布厂投产，从日本进口电动织布机100台，是广东省使用现代机器织布的首家企业。1927年，一个名叫赵旋庆的新会人，运回日本式脚踏铁木织布机12台，与其表弟开设针织厂、织布厂，这是广州民营工厂采用脚踏机织布的开始。它比起先前手工织布梭机效率大为提高。到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止，广州已逐步将日本式脚踏铁机改造为引用电机织造，比较重要的企业有兴业、荣新、广生隆、亚通、永新、黄埔织造公司等十余家。全市电机织布多生产上档货品，以花样多、价格廉、质地厚实及供应方便而风行一时。

　　二十世纪30年代，陈济棠主粤期间，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物价较平稳，加上国内抵制日货运动等有利条件，广州地区的织布业发展兴盛。资料显示，至1938年沦陷前夕，广州约有棉纺织工厂110家，而其中以 “广东省营纺织厂”规模最大。

　　张教授认为，近代以来，广州棉纺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与蚕丝业相比，机器化程度相对较低，用马达作动力的织布厂不多，手工织造仍然是一种主要方式。1922年的《香港华字日报》记载，广州当时有大小织造厂二百余间，“唯多手机织造”。战后初期，因南洋及国内多地需求量大，织布业有所复兴，生产曾蓬勃一时，广州最盛时达四百余家，规模较大者有二三十家，但家庭工艺式占了三百多家。72岁的简丽卿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她的回忆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州的小北、西关等地方，除了有作坊式的织布厂，很多家庭都会在家里手工织布，女儿打纱，母亲织布，父亲染色，做好的布自己可以用，或者拿去卖换钱。兴盛时，家家户户的织机声响成一片，昼夜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