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丝绸：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一）

　　古老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在中西方关系史上地位重要。西夏文文献《天盛律令》的发现，证实了西夏在仁孝时期与西州回鹘、大食等国有经济往来，纠正了人们以往对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完全中断的错误认识。11～13世纪初，丝绸之路是否一直都像仁孝时那样通畅？西夏与西州、大食之间的交往如何？西夏时期，陆上丝路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不仅是西夏商业研究的重点，而且对西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至关重要。

　　一、有关西夏“阻断”丝绸之路的史料分析

　　西夏是从割据陕北的党项政权逐步发展而建立的国家。文献记载：大食国与北宋往来，“先是，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西夏对回鹘人的过境贸易课以重税，“商人苦之”。许多同志依据这些史料而认为西夏的兴起阻断了丝路贸易，西来的商人、使节只得绕行青唐路至中原王朝。

　　从第一条史料记载而得出西夏时期丝路不通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众所周知，10世纪后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日益衰落，四分五裂，西方相继出现了许多阿拉伯血统的小王朝，在中亚和西亚东部有塔吉克人的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廓尔王朝等政权，阿拔斯王朝早已无力控制全局，仅剩虚名罢了。如果说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半岛、阿拔斯王朝腹地的伊拉克及伊朗、巴基斯坦沿海便于从海路与中国往来的话，那么距中国很近的中亚内陆地区的商旅跋山涉水，绕道几千里至海湾，再从海上来中国就难以让人相信了。阿拉伯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早在唐代就有许多商人乘船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贸易。远航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使阿拔斯王朝将首都从巴士拉迁到了巴格达。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直通波斯湾，反映8世纪中叶，阿拉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中国与大食西部之间的商贸往来多沿海路。水上运输与陆路运输相比有许多优势，早在倭马亚王朝时代，帝国的商业枢纽伊拉克的水上交通就比陆路交通繁忙。商队由境内的大小河流抵达海湾，进入海洋与各国交易。“因为长途运输取水路，既减少沿途奔波，节省运费，又比较安全，不似驼队在浩瀚的万里黄沙中沉重地跋涉前进，或在偏僻的山坳中迤逦而行，不但困难重重，耗费时日，而且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和游牧人的拦劫；何况水上运输，即使在炎炎盛夏，也是凉风徐徐，商货不易腐坏。”唐王朝在西域的烽戍防卫系统和驿馆系统，使丝路上的各国商旅络绎不绝，我国新疆、西安等地多次发现波斯、大食的金银币说明从陆路来华的西方商人很多。唐代都城长安就是胡人胡商云集的地方，整个城市弥漫着浓重的胡风。长安的情况表明阿拉们帝国东部内陆地区的使臣、商旅没有舍近求远，跋涉万里冤枉路从海港乘信风长途颠簸而行，还是多沿古老的陆路到中国。总之，唐代广州、泉州、扬州和长安的大食商人多根据距中国的远近和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来华贸易路线是经海路还是走陆路。北宋不考虑大食国东部地区距中国很近的地理条件而令大食贡使和商旅均从海路来中国是不现实的。北宋的诏书出自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这时的西夏尚未完全占领河西，宋朝仅仅“恐为西人抄略”，就令大食贡使从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只能证明不是西夏而是北宋阻碍了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商贸往来。“先是，其入贡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告诉我们，大食到北宋的贡使没有走便捷的直道，绕到夏国的目的应是与西夏贸易。北宋令大食贡使、商贾从海上来华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垄断国际贸易，从经济上打击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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