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对过度洋化和盲目追赶西方时尚倾向的一种文化的反拨
中国新闻周刊：汉民族是否需要汉服来表达自己？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当然需要。这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立和自尊的问题，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当代，诸如APEC那样的国际活动会安排各国代表以民族服装着装，在一些国与国的特殊外交场合，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常常穿着民族服装出席，以显示自己文化的独立。在雅典奥运会上许多国家就以自己的民族服装出场，中国队的西装曾使海外华人失落和尴尬。
中国新闻周刊：汉服作为一种服饰象征能否全民适用？
顾晓鸣：汉民族不但有服装系统，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精湛的工艺，但由于传统等级制度森严，造成官民之间的巨大差异。民间状态中贫富之间的差异大，因而无法建立作为礼仪性质的全民族服装体系，就如“祭孔乐舞”无法变成全民族舞蹈一样。社会等级的象征意义压过了民族整体的象征意义，这在清代越发明显。中国汉服后面包含有深层的因素，如果贫苦农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他怎么可能会有作为礼仪性质的服装？旧社会就是这种状态，过年过节剪上一段红头绳也成为穷人女儿的奢望。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青年人中兴起的汉服运动？
顾晓鸣：这是青年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越是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身份辨异。而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人类服装系统介于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之间，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这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年青人比较敏感，这是他们一种心理内在的渴望，是对过度洋化和盲目追赶西方时尚倾向的一种文化的反拨。他们在寻找汉服，寻找中国式的东西，贴近人性、自然的东西，寻找失落的自我和身份。
中国新闻周刊：汉服复兴的关键是什么？
顾晓鸣：汉族文化与其它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质，它不是靠行政意志就可以推广的，也不是说具有了良好的愿望就可能推广的，文化内核的深度分析，是复兴汉服的最基础工作。其实我们国家在文革期间曾用行政命令推行过一种女式的裙子，但当时未能流行。可见，作为文化系统的服装必须遵循文化自身的规律。
但汉服复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汉民族是“龙的文化”，它把老鹰、蛇、鹿等整合在一起，善于吸收各个方面的优势，汉服也要结合自己的传统吸收各种文化，以及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工作方式，全球化的礼仪，这其中包括他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识，多民族组成的中国人集体的认同。这需要各行各业、设计家、评论员、民众来讨论。
另一方面，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土地广袤，各地区民族有差异，希望在探寻“汉服”的过程中也应百花齐放。
此外，中国的汉服在推广过程中还包含着复杂的机制：由于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国教传统，因而缺少神圣性，而民族的传统服装一定要有神圣性：不合适的场合不能随便穿，不适合的行业不能作为行业服，制作工艺上不能粗制滥造。“汉服”需要重建神圣性。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有条件下复兴汉服是否有消极影响？
顾晓鸣：主要是怕大家借这个赚钱，使“汉服”充作宾馆服务生的专用服装，甚至不良群体的象征符号，或者被赶风的商家做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