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汉服”合时宜吗？

　　用“汉服热”来概括眼下国人对汉服的兴致，似不为过，尤其是在近日几十名学者签名倡议“将汉服定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装”之后。此前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人提议汉服为“国服”，也有人建议应在中国学位授予时穿着汉服。

　　这让近年来只在民间流行的“汉服热”陡然升温，被升格到国家“文化战略”和“民族复兴”的语境之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论。

　　“汉服运动”只是近年来在文明传承中新旧纠葛的一个插曲，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对文化传统的寻找。类似的寻找，我们曾在开设私塾复兴国学的尝试中、在百家讲坛红遍中国的影响中看到过。这些寻找，既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状态下，国人对民族身份认同和辨异的渴望，又反映了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

　　中国的崛起，确实需要文化的支撑。但我们更要追问，我们究竟要从中国文化中获得怎样的品格与精神？传统文化又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回归？如何才能让“复兴文化”的冲动，催生出适合时代发展的精神品性，而不会成为一种抱残守缺的“复古”；如何才能让“回归传统”的尝试，转化为一种有益于我们前行的“文化自觉”，而不会演为一场泥古不化的闹剧，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反复倡导的一个概念。它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文化来源、得失的清醒反思。

　　建立在这种反思之上，文化自觉应当有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要求对传统文化保持尊重的态度，有自觉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其次要理解传统文化，解读、发掘传统文化，并使之面向现代做出必要的转换。第三，推动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以“汉服运动”为代表的各种复兴传统的尝试，暴露了我们在文化自觉方面的欠缺——虽然人们对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有新的体会和认识，但对这些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和发展自己的传统并作出相应的现代转换，还缺乏清醒的把握。

　　峨冠博带，打躬作揖，穿汉服，行古礼，作为一种个人爱好，不管是诗意表达怀旧之心，还是真心感受古典之美，都无可厚非。但倘若定要政府命之为“国服”，甚至认为奥运会开幕式上不着汉服，不去作揖，就是“抛弃自己民族的礼仪”，既而断定“在国内也采用外族礼仪形式，不仅是我们对本民族礼仪的不尊重，也无法体现我们民族的自尊自信”，则不仅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文化复古，更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缺乏文化自觉的突出表现，与复兴国学靠恢复私塾和强迫孩子读经一样不着要领。

　　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文化认同提供基础、为世道人心提供价值标准，而非“衣冠”之形式、传统之“表皮”。今日中国要确立文化自觉，首先要避免文化传承的盲目性，树立从本民族的文化实际思考未来的宏观意识、现代意识，“择大而立”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叶，勇于创新而不能一味食古不化。如此，才能让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托举起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增强我们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中的自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