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为了恢复民族尊严，中国人要穿“汉服”，至少在重要场合要穿“汉服”。对于这种观点，我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与拒绝圣诞节、赶出星巴克如出一辙。
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我要问:那把五十几个少数民族放在哪里？如果有人说，考虑到这些少数民族，可以不叫“汉服”，改叫“华服”。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又来了，“华服”里能汲取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元素吗？如果不汲取，多少人觉得遗憾，甚而会心理受伤；如果都汲取了，那该是一种什么服装呀，你敢穿吗？
有人说:“平日可以随便，国家的重大场合应该穿国服啊！”我的回答是:
中国人进入一个可以对衣、食、住、行进行自由选择的时代，来之不易。对于一个民主、自由、文明的国家来说，真正的重大场合，必须是广大民众正常生态的愉悦汇聚，一旦强制，就不重大。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重大活动”规定我必须与别人穿同一种服装，我必然拒绝参加。现在有些活动要求穿“正装”，这是合理的，那只是提倡一种礼貌，所谓“正装”的范围很宽，男性穿西装、中山装、对襟装、绣花传统服装都可以，女性的范围就更大了。
现在大家在生活中穿西装，是图它一个方便，完全不存在任何叛国的民族意识，这与戴手表、戴眼镜是一样的。据我所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那些主动做向导的汉奸，有不少是平日最讲“华夏祖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因为一切极端主义都是脆弱的，碰到什么就碎，碎得比谁都快。相反，抗日战争时期那些最具国际视野的“洋派知识分子”，倒都很爱国。只有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他一直穿中国服装。结果我们看到，一批穿着中国传统服装、满口中国成语的汉奸，与一批穿着西装用流利的英文在国际社会为祖国的尊严大声疾呼的爱国志士，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只有深入国际，了解其他各国文明，才知道中华文明的价值。一切形式主义的狭隘举动，极端的哗众取宠，反而表现出了对祖国文化的不自信。
二十几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些文人写文章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记得他们写得最“漂亮”的词句是:“帝国主义过去把我们叫作猪仔，现在要我们穿牛仔，今后一定会把我们叫做羊仔、驴仔！”对于穿西装的问题他们更偏激，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强烈要求穿屈原、李白、岳飞穿过的服装！”
正当这些人反对“洋装”最起劲的时候，有一次大会，从胡耀邦先生开始，全体中央领导穿着西装出现在主席台上。要求驱逐西装和牛仔裤的人也就不再吱声。邓小平先生出来时不穿西装，但电视报道，他到美国休斯敦去的时候大大方方地戴上了南部牛仔帽！
当然，我还必须兴高采烈地展望:如果有哪些服装设计师能够把中国传统服装的审美元素运用到现代的生活着装上，并受到民众的欢迎，实在是一大好事，因为这就增加了人们选择的机会。如果有的机关、学校选择了民族气息的工作装和校服，大家也会高兴。但这是一种可爱的审美设计比赛。 (作者余秋雨 系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