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咏清a，陆平b
（苏州大学 a.应用技术学院；b.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北绣南移”是20世纪80年代末刺绣业界提出的、建立于传统的“北方文化中心说”基点之上的一种观点。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南北两个文化中心论”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文章在这个基点上对南方刺绣文化的起源问题作了重新审视，并根据远古农业、纺织业、蚕桑业的发生情况提出了“南绣北移”的假说。
关键词：刺绣；北绣南移；南绣北移
中图分类号：K876.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1-7003（2006）07-0052-02
1、与“北绣南移”论的作者商榷
刺绣文化起源问题的研究历来是相关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有人提出了“北绣南移”论[1]。该文章作者以考古实料为依据、以信史记载为准绳提出了我国刺绣文化发源于北方的观点，是古代气候的变迁才促使了“北绣南移”。文章从“山顶洞人”的骨针讲到“半坡人”的陶纺轮，认为“半坡”时期已具备了创始刺绣文化的条件，6000年前的“半坡”直至4200年前的“虞舜”是古代北方刺绣文化的“创始和流行期”。笔者认为与该文有关的“北方刺绣文化发源论”和“北绣南移”的中心论点值得商榷。
中华文明和文化起源一直是文化界和考古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根据近年来在湖南永州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梁绍辉、王兴国、吕芳云提出“中华文明发源于湖南永州说”已获得了当今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他们的新论主要依赖于两个强有力的支撑：一是永州拥有12000年前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二是出土了14000年前我国最早的陶片。这表明永州其时的先民已开始了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和初级的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旧石器时代的攫取性经济向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性经济的转变。
刺绣是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远古刺绣文化与远古农业、纺织业、蚕桑业是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的关系。若论及刺绣文化的起源就不能脱离这些刺绣产生的先决因素。骨针的最早发现并不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而是在更早的辽宁省海城县小孤山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但骨针的发现并不能说明刺绣文化的产生，即使是“山顶洞人”，我们也不能肯定他们服用的衣料是织物。就织物来说，最早的麻、葛织物出自南方。被称之为“中国草”的麻实际上起源于我国的南部山区。葛是一种藤本植物，也广泛生长在我国南方各地。关于蚕桑，历史上有“西陵氏之女嫘祖（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之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夏郡辖十四县，首曰西陵，位于洞庭江汉一带。这个传说或许暗示，江汉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养蚕的发源地之一。
刺绣作为服装的一种装饰手段，其产生的意识主要来自于古人的文身习俗。“当古人创造了衣服之后，画在身上的花纹逐渐被衣服掩盖，于是文身纹样就被转移到衣服上”[2]。我国南方的稻作民族如百濮和百越普遍都有文身古俗。
关于刺绣“北方发源论”的主要根据是史典《尚书·虞书》中有关帝舜令夏禹制衣裳并在衣裳上绘绣十二章纹的记载。虞舜时代，距今不过4200年，而我国南方很早就具备了产生刺绣的物质和意识条件，却难见史籍记述。“判断某种古老文化的原生地不能仅仅根据文献，活文化的寿命往往比死文献绵长，而且可能更加古老”[3]。古代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边地各民族“吃亏就吃在他们不像较早进据中原的周人、殷人（也许还有夏人）那样掌握较为成熟的文字。后人就常常因此认为他们的历史或文化不如夏、商、周古老。其实不然……中原周边的许多民族，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都令人惊异地古老、绵长、伟大！”[3]发明和语言是一对孪生子，“南蛮”作为文字生成后中原民族对南方各民族的泛称应是有特定涵义的。“蛮”字在古金文中为两“系”中间夹一“言”，类似一人挑起一担蚕山的形状，属象形文字。中原民族创造“蛮”字极可能是意指南方从事养蚕缫丝的农业部族。
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形而下”的实证和“形而上”的推理，两者相互配合才能较为接近于事实真相。如果单纯依靠考古实料和信史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字距今仅三千多年）而没有前瞻性地综合多学科成果的哲学推理，往往一个考古发掘就可以推翻前人“皓首穷经”一生的结论。“北绣南移”说的基点是建立在传统的“北方文化中心说”之上的，传统的“北方文化中心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事实上中国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长江文明。
2、“南绣北移”之假说
恩格斯曾经说过：“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因素。”古代文明的产生依赖于过定居生活的农业经济。世界上比较知名的几个人类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美洲文明以及中国的黄河文明都是在谷物农业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农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的生产周期是以年为单位的。它需要对赖以种植的谷物做长期观察，需要对土壤有认识、对季节有认识，需要定居。与采集、狩猎经济相比，农业可以基本地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只有粮食得到保障，人们才得以安居乐业，才有余力从事其他的科技发明和文化创造。以目前的考古学成果来分析中原文化形成以前中国的文化环境，可以明显地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活形态。距今约7000年前的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寒冷、食物短缺，这种生存条件导致了北方民族基本生活形态的流动性特点，因而不太适合文明的发展。南方气温高，雨量充沛，较早的出现了稻作农业经济。农耕使得南方民族可以长期地定居于某地，其基本生活形态的稳定性有利于生产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发展。在10000年前的江西万年和湖南道县的农业文化遗址发现的粗绳编织纹，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布料”了。就拿丝绸来说，中国文明中的丝绸文化在长江流域发生最早。在河姆渡文化中已有蚕的形象雕刻；在良渚文化的大墓里，发现有大量的丝织品随葬，只是现在难以采集。丝织物是刺绣文化产生的重要条件，刺绣文化只有在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下才有可能伴随着纺织和丝绸文化的发展而出现。
笔者同意“北绣南移”说的作者关于“刺绣在古代特别受制于生产条件与自然环境，包括地缘学、物候学及气象变迁”的见解，却不敢苟同其“北绣南移”之说。原因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晚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的阶段（大约距今15000—10000年间），地球正处于末次冰期的晚段，在气候上由南向北逐渐转暖。正因为如此，南方先于北方从旧石器时代的攫取性经济向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性经济过渡，其中涉及农业、制陶业、纺织业和蚕桑业的发生以及早期宗教等一系列深刻影响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由气象部门的研究成果可知，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间段处于温暖期，当时的气候被证明适合发展蚕桑业。这时候来自于洞庭江汉一带的“嫘祖始教民育蚕”，将南方的蚕桑技术带到北方，同时被带到北方的也许还有刺绣技术。由于地理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上屡遭大洪水的侵袭。在距今约5800—5500年间，江汉平原腹地的大溪文化受到了大洪水的毁灭性冲击；在距今约5000—4800年间，洪水又使屈家岭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从地貌上看，南方水网纵横，自古以来一直是洪水泛滥的重灾区，许多文明因此而中断。同时由于南方气候潮湿，古代丝织物及刺绣品很难保存。因此，考古发掘情况相对落后于北方。但在南方的一些特殊构造的墓穴中，考古学家仍然找到了一些重要的刺绣证物。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砖厂出土了一批战国时代楚国的刺绣品，其绣工之精湛，令人惊叹。从其鬼斧神工的精湛绣技和绣艺来看，它决不是南方刺绣文化的源头而仅仅是其漫长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楚国的刺绣品具有独特的文化结构和功能，风格上与区域地理的文化传统连成一体，表明了其不同于北方刺绣文化的历史渊源。
北方黄河文明的形成期大约在距今6000—4000年间，此时间正是南方长江文明遭受大洪水的侵袭而逐渐走向低谷之时，中华文明的重心向北转移是基于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实现的。北方黄河文明在吸纳、融合了南方长江文明的精华之后，终于走向了一个更高的发展层次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笔者“南绣北移”的假说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形成。距今3000年我国北方气候逐渐转寒，蚕桑业和纺织业的重心又逐渐向南方回移，刺绣文化又重新在南方复兴。现在的苏、湘、粤、蜀等“四大名绣”皆处于南方并非偶然，除了经济地理的结构性因素之外，优秀的织绣文化和技术传统是奠定其复兴的基础。
3、结语
对于人类的手工文化来说，刺绣是最具物质和精神内涵的“本元文化”，其手工性无疑最接近于人类的精神脉搏。在历史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刺绣文化最真实地记录、保存了人类农耕社会的生活面貌和情感活动的痕迹。
记得启蒙哲学有句箴言：“懂得了起源便懂得了本质。”对于刺绣文化而言，有两个因素对其起源产生了影响：一是纺织业的出现为刺绣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南方特定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刺绣的意识冲动。刺绣是原始农耕社会的产物，它不可能超越人类农业经济的文明形态而独立存在。
参考文献：
[1]万力，李凯云.绣画孪生论及“北绣南移”说[J].湘绣研究，1988（2）：25.
[2]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
[3]萧兵.傩蜡之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来源：《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