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有了锦官城
根据迄今为止的史料，历史学家并不能确定锦官城落户成都的确切时间，与车官城一样，它的年代，是个千古谜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似乎也未能引起历代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说：“夷里桥南岸道……西城，故锦官也……命曰锦里”。常璩的记载，并未涉及锦官城的建立年代。东汉李膺在《益州记》中则云：“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李膺这里说的蜀，便是蜀汉，言下之意，锦官城是蜀汉时才在成都兴建的。这个观点并不为近代史学家所认可，他们认为，常璩未提及蜀汉，而锦官城的年代又不会晚于蜀汉，应该是两汉年间落户成都的。《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在大夏国，曾见到过商贾贩卖蜀布、蜀锦；按照汉朝制度，除了奴婢、罪犯、商贾外，时人都可以穿戴锦衣、披挂丝绸，锦与汉朝人的关系颇为密切，而这正是修建锦官城的前提。大汉王朝在成都修建锦官城，作为国家的纺织工厂，一来是想对蜀地的织锦业进行合理控制；二来蜀锦意味着财富，这个算盘，大汉王朝是不会不算计的。
锦官城的选址颇有意思，城址最终选在笮桥南岸，笮桥是南河上著名的七星桥之一，大约在今天西较场锦江南岸。选址在此，关键是此处江水不同寻常，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漂练的目的，是达到脱胶与漂白的效果，使其更具光泽，这道工序，便是左思《蜀都赋》记载的“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工匠们发现，在流江（今南河）里漂练的蜀锦纹路分明，色彩鲜艳，胜于初成，在其他江水漂练的蜀锦则差得多。于是，汉代成都人便将这里称为“锦里”，把流江经过成都的这一段称为濯锦江。
既称为锦官城，可想而知，大汉王朝在成都专门设立了一座“城中城”，将国家工厂安置其中。历史上，大汉王朝还建立过一座车官城，城不大，周围却有四座军营层层设防，戒备极其森严。锦官城虽无这等森严，从古至今却仍然没有一位史学家对其城内结构有过记载，由此看来，这里在汉代应该也是一处国家机密。显然，大汉王朝并不希望有太多人知道这里的详细情况，就连史官们也不例外。从车官城走出去的是军事上的战车，从锦官城流出去的是象征着财富的蜀锦，军机与财富，难怪大汉王朝对它们讳莫如深。
虽然神秘，每当蜀锦织成，织锦女工便手持蜀锦，来到濯锦江中漂练，正如《浪淘沙》描述的一般：“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夕阳西下，晚霞当空，江水中的蜀锦与倒映在江水中晚霞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幅长卷画一样在锦江中缓缓展开。濯锦多少缓和了锦官城的神秘气氛，一批蜀锦织成，便到濯锦江漂练，美丽的意境也时时定格在了汉代成都人的记忆之中。
蜀锦支撑的战争
成都远在西南腹地，蜀道又艰险无比，大汉王朝为何宁愿放弃管理上的便利，也要将锦官城设立在成都？其实，这与成都兴盛的织锦业是分不开的。蚕桑文明在蜀地起源甚早，古蜀第一位先王蚕丛，据说便已教民养蚕。春秋战国时期，《尚书》记载，时人把成都出产的锦专称为“蜀锦”，以示区别。到了汉代，成都织锦业日盛，以致“机杼相和”，蜀锦织造技巧日趋熟练，以其做工精致、花式繁多闻名于世。汉朝张蹇出使西域，见当地商贾皆偏爱一种锦缎，张蹇一看，原来是成都的蜀锦，大吃一惊，回来如实向天子上奏。早在三星堆时期，古蜀人或许便已拥有了一条直通地中海的蜀道，顺着这条道路，蜀锦源源不断地行销海外。蜀锦昂贵，所谓“筒中黄润，一端数金”，怎能不令汉朝皇帝心动？
汉朝地域广博，蜀锦对大汉王朝的作用或许还不明显，对偏安一隅的蜀汉，其地位就不言而喻了。东汉末年，黄淮流域大乱，以致“白骨露于野”，袁术军食蒲苇，袁绍军食桑椹，黄淮流域纺织业几近停顿，蜀地较为安定，织锦业更为繁荣，以致《后汉书》盛赞成都蜀锦“女工之业，覆衣天下”。三国时，曹魏占据关中、关西，孙吴依靠长江天险，占有江南；蜀汉仅有益州，失去荆州后则更加困顿，人口、耕地均比不上魏、吴，想要鼎足而立，可谓难上加难。丞相诸葛亮早就看出此种弊端，言：“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为此，诸葛亮亲自种桑八百株，以鼓励百姓种桑养蚕。魏、吴虽是蜀国劲敌，却对蜀锦情有独钟，每年从蜀汉输入大量蜀锦，这些收入往往充做军费，用于蜀汉政权庞大的军费开销。因为蜀锦之于蜀汉的巨大作用，历史学家缪钺认为锦官城可能始建于蜀汉时期，而或许从汉代建成之后，直到蜀汉锦官城仍未被废除，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华衣美服相如锦
《汉书》记载，在汉代，中国有一处叫“服官”的机构，专门为宫廷织造服饰，这里的名贵服饰，即便达官贵人亦无资格享用。不过，“服官”究竟建在哪，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并引发过诸多猜测。因为锦官城在汉代的特殊地位，汉成帝刘骜又曾命令过益州长官留下三年税收，专为宫里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的昂贵蜀锦，一种猜测便指向了锦官城。不过，更多学者相信，蜀锦行销海外，锦官城不应该仅是个为宫廷服务的机构。历史上，汉代成都名士、富贾都偏好穿戴蜀锦，倘若锦官城乃“服官”，恐怕蜀锦也无人敢穿了。
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曾将自己一件蜀锦质地的“肃鸟霜鸟裘”典当了买酒喝。大才子做出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事来，立即轰动了成都。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纷纷在自己的蜀锦上织些肃鸟霜鸟花纹，雅称为“相如锦”。《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还曾作过一首《合组歌列锦赋》，用织锦比喻作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与卓文君成婚后，司马相如家中就有不少专门织锦的工匠，他们“鸣梭静夜，促杼春日”，因此，唐人郑谷《锦》写道：“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夺得始知袍更贵，著归方觉昼偏荣。”
刘备几次“联吴抗魏”，也有蜀锦功劳，刘备一次就赠送过孙权“重锦千端”（一丈八尺为一端），后主刘禅也曾以蜀锦赠送吴国豪强张温，藉此笼络感情。《太平御览》记载，刘备夺得益州，大封群臣，赐给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蜀锦各千匹。刘备刚刚入主益州，自然不会有那么多蜀锦，这些蜀锦应该是刘璋积累下来的。到蜀汉灭亡时，国库中尚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可谓惊人。
奇彩蜀锦耀成都
历史上的蜀锦，样式极为繁多，魏文帝曹丕曾对臣下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魏明帝曹睿有一次赠送日本女工许多礼物，就有蜀地进贡的“绛地交龙锦”五匹，“绀地句文锦”三匹。前者是以绛色为底，加上交龙花纹；后者以绀色为底，加上句曲花纹。
汉代蜀郡成都人扬雄也见到过琳琅满目的蜀锦，他在《蜀都赋》中写道：“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在扬雄笔下，汉代有专门做被盖边缘装饰的“”，有插在锦旗上的“缯”，分类很是细致。近年的来考古发掘也可佐证扬雄所言非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代锦，有红青地矩纹绒圈锦、绀地绛红鸣鸟纹锦、香色地红茱萸纹锦、凸花纹锦、隐花波纹孔雀纹锦、隐花花卉八角星形纹锦等。新疆民丰尼雅古城遗址也出土过东汉万事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菱纹锦。大汉王朝既愿意将锦官城设立在成都，自然因为蜀锦比起其他地方的锦更细腻多彩。如此说来，成都锦官城生产的蜀锦或许远比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与新疆民丰尼雅古城遗址出土的更加多姿多彩，只可惜丝织品不易保存，存世极少，锦官城又无比神秘，历代史家们也未在史书中给后人记录下汉代的蜀锦篇章。
史书记载，三国马均曾改良过一种“多综多蹑织机”，这种织锦机，一人即可操作，产量高、结构简单，到了宋代仍被成都“锦院”大规模采用。一个最新的说法是，可能早在汉代，“多综多蹑织机”便已出现，并被锦官城大量采用，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就曾刻有织机图案。便利的工具，是蜀锦大量生产的前提。
不仅是汉朝、蜀汉，从魏晋到唐、宋，蜀锦都以其品种繁多、价值不菲而闻名于世。唐玄宗李隆基入蜀避难，士兵皆有怨气，唐玄宗乃用蜀锦十万匹重振士气；宋代吕大防在成都设立锦院，与锦官城相似，亦是一座国家蜀锦工厂，负责成都蜀锦生产，宋代成都每年上贡蜀布67.02万匹，绫7865匹和几乎全部的上等蜀锦。自汉代设立锦官城以来，蜀锦与成都从此便密不可分，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光中，蜀锦一直伴随成都，成为成都人的骄傲与名片；汉代锦官城，也由此成为成都代称，一直沿用至今。
来源：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