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老北京的裁缝铺，得从十九世纪初，清朝道光五年即1852年说起，当时有一位名叫钱咏的学者，在他的《履园丛话》艺能、成衣篇中有如下一段文章“成衣匠各省具有，而宁波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毕宁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使成衣者裁剪。遂询问主人之性情、年纪、状貌并何年得科举，而独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肥者其腰宽、瘦者其腰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至于尺寸、成法也休必问耶”。
从上述这段杂文中，可以看出北京的裁缝铺，不但宁波人居多，且技艺精湛，经过了几百年的延续，遍布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东到朝阳门南、北小街一带，西到阜城门、广安门一带，南到南横街、蒜市作坊，如瑞福祥绸布店就有它自己的服装作坊。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没有门面的作坊，和一大批夹包裁缝，他们专到大户人家的家中缝制服装。
当时宁波人对服装从业人的划分中有本帮裁缝和红帮裁缝之分，红帮裁缝是缝制西装的，北京人称他们为洋裁缝，本帮裁缝是缝制中式服装的，大家习惯地冠之以姓，称之为张裁缝或李裁缝，所以裁缝铺只缝制中式服装，不会作西式服装，只做来料加工，不销售材料。不可质疑，两帮之间的工序区别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交流的障碍。
裁缝铺的设备很简单，一般是在街道上有一两间门面房，有比单人床大一些案板两到三台，案子上垫着毡子，上面铺着垫布，以便于缝制丝绸服装，使用的缝纫机大都为15型脚踏缝纫机，熨斗是火烧的长把熨斗。案子上面吊着一根竹竿，挂着各种颜色的线，再加上一个放衣服的货架，这便是全部生产设备，到四十年代初期时有一些年老的师傅还不会使用缝纫机，整件衣服都是用手针缝制，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活来。
当年众多的裁缝铺当中有几家佼佼者，一是南小街竹杆巷双顺的老韩师傅，一是和平门外徐庆记的徐师傅，还有北池子南口路东的叶师傅，他们都是宁波人，他们缝制的衣服不但称身合体，而且缝工精细，凭着一根手针，单、夹、皮、棉、纱都能缝制，滚边、镶嵌、对花、裘皮拼花、盘花扣攀等是中装师傅的家长便饭，尤其是盘花扣攀可以说是中装师傅的民族工艺中的一绝。他们把绸缎上浆之后剪成0.9CM宽的斜条，然后在上面粘上一根细的铜丝、用熨斗扣成0.3CM宽的长条，再用镊子盘成各种花型，花芯的部分还需用棉花进行装饰，花型的样式多种多样，可以随着季节开的花型而点缀于衣服之上，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服装研究所工作的徐庆记传人徐明德曾盘制了几十种花扣攀，作为档案保存。
裁缝铺各有各的主顾，如地处和平门外的徐庆记，他的客户以戏剧界和青楼女子居多，北池子的叶师傅的客户以工商界居多，双顺韩师傅的客户以政界人居多，五十年代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夫人于立群都曾在双顺做过旗袍，美国里根总统访问我国时其夫人也曾在双顺做过旗袍，这可能与他们开业的地点有一定关系吧。
除去宁波人以外，北方的裁缝大多为京郊的通县、顺义、昌平等县的农村人口居多。当时裁缝的工资收入是很微薄的，因为裁缝铺不销售材料，只做来料加工，没有商业利润，仅仅是一点加工费的收入。低廉的剩余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阻止服装业发展，以及从业人员素质起点低的直接理由。
一般是业主和工人在加工费上实行六、四分成，业主拿六成、工人拿四成，也有计件的，也有实行月薪的，不论哪种工资形式，工人的工资收入，仅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养家糊口是很困难的。由于工人大多是农村人，市内没有家，白天在案子上干活，晚上则睡在案子上，被褥捆成个小卷放在案子下面。裁缝铺不是常年都有活干，一般是春节前的冬仨月活计较忙，时常要加夜班，有时一干就是夜里一两点钟，但是到了夏季活就少了，用裁缝的话说是“晒案板”有些工人则回家去种地，到秋收之后再回到铺内干活。
1949年人们脱下了长袍、短褂，换上了衬衫和制服，一部分裁缝铺停了业，一部分改做制服，五十年代初期的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中，这些裁缝铺都参加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公私合营企业，后来各条街道上加工服装的门市部，基本是原来裁缝铺的旧址，为了一部分人冬季要穿小棉袄的需求，各区基本都保留了一两个缝制中式服装的门市部。双顺的老韩师傅合并到百货大楼服装部，以后又转到华表时装公司为出国人员和妇女制作旗袍等中式服装。70年代在东四东大街路南，80年代迁至东四西大街路北，90年代展宽马路以后又迁至东四南大街路东，它应该算为北京的老字号服装店铺了！
到今天，中式服装的裁剪方法，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30年代后期开始的，原来中式服装是联身袖型，整件衣服可裁成一件整料，由于没有抹肩所以掖下纹褶较多，变化之后衣身采用了西式服装的裁剪方法，当时称它为破肩旗袍。由于美观、合体便流传了下来，目前的旗袍仅保留了原旗袍的领子、大襟和花扣攀，以及镶边、加牙等装饰，衣身基本是采取了西式服装的裁剪方法。技术的交流和西式结构制图法在本帮中的应用融合了成就了中西式结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