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装曾是一个时期新潮的标志
这件西装是1957年胡孟钦的徒弟为他量身定做的。夏学良 供图
能穿上西装，是很体面的
“师傅，帮我做一套西装。”一名年轻人风风火火地闯进一间服装店，对裁缝师傅喊道。狭窄的服装店里，一块门板搁在两条高脚长凳上，门板上铺一块灰布，放几样颜色不同的线团，一个熨斗，一把尺子，一把剪刀，几枚针，就是裁缝的家当和工具。这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裁缝店里的一段掠影。
“我那时还在读书，也是找到一家裁缝店做了一套西装，当我穿上新做的西装时，整个人感觉都不一样了。”在一家媒体工作的周先生如是说。“新西装很硬挺，穿一段时间就起皱、变形，现在看起来特难看。”周先生笑呵呵地说，今天看来，那西装是很“土”，可穿上西装的人，自我感觉良好，“能穿上西装，是很体面的。”
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谁也不敢穿西装，谁要是穿了西装，那就是资产阶级情调，有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成为被改造、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形就变了，各种西方的流行元素冲击着国人的思想，对于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人们来说，许多人对“资产阶级象征”的西装，还是不敢接受。
说起西装的流行，还有一个故事。据《世界知识》杂志报道，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中第一个穿西装的。他以身作则地鼓励人们穿西装，把这视为培养开放意识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形象的一种手段。很快，西装就在中国百姓中普及起来，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装”。
今年73岁的夏学良老先生，14岁开始拜师学裁缝，在服装企业担任过厂长、书记达40年，对于温州西装的发展，他知根知底。
1938年，胡孟钦在现在的五马街开了第一间“国光”西服店后，自此该街区相继涌现了一大批服装店，以国光、国胜、克罗、美康四家西服店名气最盛。“1956年合作化运动的时候，国光与国胜、克罗、美康联合，成立了温州市国光服装合作社，服装社当时是个集西装、中山装、男女装、童装为一体的服装加工制作集体。”
“改革开放前，做西装大都是手工的，是一个师傅一人做完整的一套西装。”老夏回忆，当时，来做西装的是国外回来的华侨。
“改革开放后，温州木杓巷的服装市场里有人开始卖西装，这些西装都是从福建、广州等地进购来的旧西装。”夏学良说当时这些旧西装都是日本、香港、台湾进来的。“当时一件要卖五六十元，很受年轻人欢迎。”
金鲨，温州最早的西装名牌
温州最早开始生产西装的温州人是吴氏三兄弟。“他们开始也是卖西装，看到生意这么好，就打算自己做。”温州国光服装社第二代传人的戴金寿回忆，1982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吴氏三兄弟找到他家里，说要自己生产西装来卖，“他们告诉我是要搞批发。”
“当时做一件西装要一个星期，时间长，又没有流水线，产量肯定提不上去的，怎么能批量生产，满足市场需要呢？”吴氏兄弟的举动触动了戴金寿的神经，能不能对西装制作工艺进行改进呢？戴金寿失眠了。
“在西装的三层衬上做文章？”想到这里，戴金寿赶紧起床，把国外的一件旧西装拆了，发现他们的西装并没有三层，只有一层衬。“原来我们制作的西装，要用马尾、黑炭、棉布制作三层衬。而国外的西装就一层粘合衬。”通过自己的实验，戴金寿成功地制作出了温州产的一层粘合衬西装。“改为一层衬后，一天能做三四件西装。”
制作工艺改良后，产量有保证了。可当时物资还紧缺，衬布、面料、纽扣等都很难购买。“当时一天最多也就只能做十几件西装，当时没有工人，就让厂里的7个徒弟过来帮忙。”当时他们白天在厂上班，晚上戴金寿他们在租用的民房里，为吴氏三兄弟加工生产西装。
“加工一件西装14块，给工人4块。”戴金寿说自己除了裁剪，其它如钉扣子、烫整也都是自己来完成的。分工合作后，老戴的加工产量有所提高，“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做80来件。”
老戴说，由于当时原材料的缺乏，他们生产西装的粘合衬布用的是皮鞋里使用的衬布。“这种衬布一下水就会缩水。”当然也没有国外先进的现代设备，粘合的时候，使用的都是自制的浆糊粘合，然后用电烫斗手工整烫。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西装不能洗的原因，浆糊一洗就掉，西服就会变形了。要是有机器整烫，就不会了。”老戴遗憾地说。
吴氏三兄弟创办的中外合资温州金鲨西服公司名气渐大，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开始都到温州来进货，“金鲨”西装因式样好，成为畅销产品，总是供不应求。不到几年，“金鲨”西服，成为温州名牌产品。继而“报喜鸟”、“华士”、“庄吉”、“丹顶鹤”等西装品牌纷纷崛起。在温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穿温州生产的西装。现在，“金鲨”西服已难觅踪迹。
西装，带来的是崭新观念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是在1988年才第一次穿西装，“这西装还是亲友送的，一直放了好几年才穿。”郑晨爱笑着说，当时作为单位职工的他，是不敢穿的，因为“那是不成体统的，大家都在穿劳动布的工装，那意味着你有工作。”在他的印象中，最先穿西装的人是跑业务的人。他说后来自己下海经商，才开始穿西装，“这是开放意识的一种表现。”郑晨爱认真地说道，西装的流行，其实是宣告了中国服装的再一次变革，虽然政府没有确立新的服饰制度，但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其改变并不依靠政府法令，而是意识形态的力量。
市民李建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自己在相亲的时候特地去当时的旧衣服市场买了一件西装，穿起来很精神，在当时，那是一种时尚，只有在重大场合才穿。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看上去是精神，就是穿不暖，还有人指指点点说穿西服的人“晾弗燥”。“其实那是我们的观念太陈旧，忽视了年轻人对衣着的多样化需求和对外来观念的接受”，李建军说。
上世纪80年代，西装在服装市场内是悄悄交易的。一位曾经营过旧西服的个体户说，当时的西服“来路不明”。
当许多人还在穿国外的旧西装的时候，温州人开始了自己生产销售，这不仅仅是一种时尚的流行这么简单了，自新中国成立后，代表“工农兵”形象的服饰替代了原有的服饰形态，中山装、旧军装、工装所代表的社会角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温州人思考了这种变革，也抓住了这个机遇，温州人以自己开放的心态，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了让人瞩目的温州服装产业，并大胆创新，开发生产了柔软、轻薄、挺括的休闲西服，成为新的流行时尚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