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供天下

　　泰国大皇宫中穿洋装的中国石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丝织物出口更为普遍。日本人佐藤真在《杭州之丝织业》中写道：“在日本机织业未发达之前，所称的吴国的服地，就是由杭州输入的丝织物。现今日本还有吴服店的名称，其起源就在于此。”。《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梁书·诸夷传》中载：“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说明当时罗马商人也有从海路来中国的。东晋时，一位名叫法显的中国和尚，从陆路赴印度取经，然后从海路返回。当他经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时，看见当地商人使用“晋地绢扇”，“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想起了祖国。

　　唐代丝绸外运主要经由帕米尔高原，而宋代却是海上通商的蓬勃时期。中国商人从通商港口杭州、明州（浙江鄞县）、泉州、广州等地出发，至南洋群岛、印度和阿拉伯。赵汝适在《诸番志》卷下中写道，南洋诸国与宋商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如细兰国“番商转易用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为货。”南毗国“用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在这些贸易中，中国人输出的主要是丝绸。

　　元代在泉州、上海、杭州、庆元（今宁波）、温州、广东等地设置市舶司，输出的货以五色绢缎、苏杭色缎和南北丝为主，兼以青白瓷器和金、银。

　　明太祖一开始建国，就派吴用、顾宗鲁、杨载分往安南、占城、爪哇、日本等谕意。占城先遣使前来，明太祖即赠织金、绮、缎、纱、罗，以政治目的为主，而后又带动了国际贸易。明成祖一登皇位即遣使到安南（今越南北部）、暹罗、爪哇、琉球、吕宋等，宣布明朝的政策，并欢迎他们来贸易。其所携带礼品主要是丝绸。郑和几次下西洋，均带着敕书、锦绮、纱罗、绫绢等。

　　当时的满剌加，由于位于现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和印度马拉巴海岸之间这一地理优势，一度成为整个印度洋上著名的海外贸易集散地。在这里，当地人用本地所产的打麻儿香（树脂，其中明净质纯的好似金珀一般）做成的帽珠、珍珠、鸟羽、一种用芭蕉心织成的席子以及肉豆蔻、丁香等香料，交换来自中国的丝绸锦缎和瓷器。

　　清代由于一度闭关锁国，但由于丝织业不断发展，最终还是在海禁20年后恢复了海上通商。康熙时河道总督靳辅发现，有海上贸易时，“一切丝粟布帛器具各物，价值涌贵，而买者甚多，民间资财，流通不乏，商贾俱获厚利，人情莫不安恬。”而海禁却使得“民情拮据，商货亏折。”开禁之后，不仅中国船载丝外出，外国船也来中国购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里，记载着这样一首诗：“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乾隆上谕条例》中，记有李侍尧奏折中的一段话：“惟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项货，有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苏州织造安宁《禁丝斤出洋折》中说：“……今以浙江杭、嘉、湖三府所产之丝，供天下紬、绫、缎之用。”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果是各国纺织品交流活跃，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纺织品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国丝绸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