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织生产遍九州

　　春秋、战国（前475—前221年）时代，人们开始使用铁制工具进行生产，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丝织品的生产也更加普遍。据史书记载，当时九州中的大部分州，如兖、青、徐、扬、荆、豫等州，都能够生产丝织品了。其中，兖州蚕桑很盛，出产“织文”——一种织着彩色花纹的丝织品。青州出产檿〔yǎn演〕丝（野蚕丝）。徐州产玄纤、缟〔gǎo稿〕，玄纤是黑色的细绸子，缟是一种未经染色的薄绸。《战国策》里有这样一句话：“强弩（有臂的弓）之末，力不能入鲁（今山东）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强弩虽然能够射穿坚硬的铠甲，但是到了力将尽的时候，就连很薄的鲁缟也射不透了。扬州出产织贝，织贝大概就是贝锦一类的东西，花纹和花贝壳上的条纹很相似，所以称为“织贝”或“贝锦”。荆州出产玄、纁〔xūn勋〕、玑组，玄是黑色，纁是用茜〔qiàn欠〕草多次浸染而成的红色；玑组就是穿珠子用的丝带。豫州出产纤、纩〔kuàng矿〕，纤是细绸子，纩是丝绵。
   
　　丝织品生产日益扩大，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多。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间互相拜访、集会结盟等重大政治活动，必须用丝绸和美玉等物作为礼品。比如，当时作为礼品的六种美玉当中，璧玉必须配上帛，琮玉必须配上锦。《战国策》记载说：楚庄王有爱马，用锦给它做衣服。
   
　　诸侯们死后，丝织品是很重要的殉葬物，甚至棺材的内壁都要用丝绸装裱。在长沙战国时代楚墓中发现的殉葬品中，就有织花丝带（皮包上的带子），彩画加绣的丝绵被，两色提花的织锦，各色花绮、绢、纱罗、刺绣等丝织品。棺木四面内壁上裱糊着绣有精美的龙凤花纹的丝绸。棺木上面覆盖着帛画。1958年在长沙左家塘第44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丝绸，品种更为突出，光说经锦就有六种不同的花色，花纹多数是几何纹，其中有一件褐地色小方格花纹的锦，经丝密度达每厘米140根，纬丝密度每厘米60根，每个小方格宽不过0.2厘米，小方格中心还嵌织着凸出的中心花。那是专门用一组特殊的“挂经”织成的，这组“挂经”只是在织中心花时同纬丝交织，在其余的地方它是浮挂在织锦的背面的，所以称为“特殊挂经”。这种“挂经”同纬丝交织的次数比普通的经丝少得多，它所承受的张力比普通的经丝也就少得多，如果不把“挂经”和普通经丝分别卷在两个送经速度不同的经轴上，织物表面就不能保持平整。由此可见，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使用多经轴的织机了。此外还有一件在深棕色地上织对龙对凤，并且加朱红地几何纹条子的经锦。这件经锦的花纹采用了自然形的形象，这在织造技术上也是重大的发展（因为过去只织制形象规则的几何纹），而且朱红色的彩条是专门采用牵“彩条经线”的办法织出来的，这就为后来汉代的“多色彩条经锦”技术，奠定了基础。
   
　　1982年1月，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北江陵城西北21公里处发掘了一座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战国楚墓马山一号墓，这座墓是一棺一椁的小型土坑墓，但棺内放满了丝织品，有六条宽46、长179—190厘米的锦绣丝衾（被子），和尸体上包裹的十余件用各种丝织品制作的衣著，品种有绢、纱、罗、锦、绣、绦等。锦的花纹多是自然形的风格，其中有一件是由龙、凤、神兽及舞蹈人等七种题材组成的。刺绣的针法仍为辫子股绣法，但针工规整。有一件绣罗单衣，用红、黑、金黄等色丝线绣出两面对称的龙、凤、虎纹。虎身用红黑两色绣出交错的斑条，正反两面花纹都非常清晰，龙凤和虎的形象威武雄壮，有蟠跃奔腾的气势。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已经开始向国外交流，因此在国外也有所发现，例如在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来自我国春秋时期的丝绸鞍褥面，上面绣着精美的凤鸟穿花纹样。

　　此外，丝绸还是一种很重要的商品。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资力十分雄厚的大商人中，有不少是做丝绸买卖的。例如战国时候的大商人白圭〔guī规〕，就是靠做丝绸、粮食等生意发家致富的。
   
　　在丝绸贸易的刺激下，生产技术先进、土地肥沃的齐、鲁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我国丝绸生产的中心地区。这一带桑麻遍地，妇女们不仅会刺绣美丽的花纹，还能够织出很精致的丝绸。因此，人们誉称齐国“冠带衣履天下”。“齐纨鲁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丝绸品种。

　　　　　　　　　　　　　　　　　　　　　　　　　　　来源：南充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