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继铭先生对我们提出的“以普遍征收出口关税破解汇率困境”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
我们在讨论当前中国的汇率困境时，是基于目前这样的现实：人民币受到单边升值的压力；尽管存在其他理由，但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也是外国施加压力最大的理由)仍然是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利益既得者，是早已潜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热钱”所有者。
从近两年人民币汇率调控的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爬行”升值对于外贸顺差影响太小，这样的速度对于解决贸易摩擦的效果不佳，因此频频出现应该加快升值速度的呼声；另一方面，即使这样较慢的升值速度已经带来了国内资本市场的泡沫化，更快的升值会在一段时期内产生火上加油的效果。
按照理论经济学的标准解释，汇率更大的变动，甚至是央行不干预的“市场化自由浮动”才是中国经济的“治本”之策。当然，如果人民币汇率能不痛苦地调整到比较均衡的位置，让汇率自由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功能，自然是中国经济最理想的状况。
但是，人民币汇率由于积累压力时间太长，如同大坝蓄水太多，突然放开闸门会造成人民币汇率过于激烈的波动，并引致国内经济的混乱。而且，理论上，在一种市场状况转向另一种市场状况的边界上，理想的、适合于平稳连续市场上的一些原理是不适用的。在目前状况下，快速汇率调整的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所谓“治本”的目的，而是可能“治死”病人。因此，中国央行选择缓慢升值是稳妥而明智的做法。
在“缓慢升值”的主要策略确定后，还需要采用辅助手段来克服与缓慢升值相应的资本泡沫及控制顺差不力等副作用。目前政府已经实施的政策，如降低出口退税比例、实施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和劳工政策等，都是实现这种策略很好的政策组合。我们提出的“阶段性普征出口关税”设想也是这类辅助手段的一种，其理由和好处已经在前文中阐述。
因此，我们与哈继铭先生之间观点的实质区别在于“汇率更快升值”与“汇率较慢升值+征收出口关税”哪种效果更好。对于哈先生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阶段性普征出口关税并不等价于汇率一次性升值，其核心的区别在于，它仅仅是出口贸易的实际汇率升值，但对于资本项下的汇率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能实现既影响贸易顺差、又不影响资本市场的双重目标。
其次，作为一种公开和公平的税收调控手段，关税应该说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调控政策工具，不能与眼下国内语意的“行政手段”等同。由于普遍性出口关税不需要涉及到对每项产品税率的确定和谈判，所以执行是很简单的。海关既然征收进口关税是有效率的，对于出口关税也会是有效率的。
第三，现阶段征收出口关税不会比“快速升值”更加有害于出口国利益。既然大家认同征收出口关税相当于对出口商品汇率的一次调整，那么“汇率更快升值”与“汇率缓慢升值+征收出口关税”对于出口商的影响是等价的，所以不存在额外损害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美国真的向我们征收一定比例的惩罚性关税，那还不如我们自愿征收一定的出口关税，起码税收收入还留在国内。
第四，如果说关税是对自由市场的扭曲，但放眼世界，进口关税仍然广泛存在，即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说明某些“扭曲”还是必要的。当年日美贸易摩擦纷争的时候，日本也提出“自愿限制出口”计划。中国在特定阶段实施一定的出口关税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自愿限制出口”，作为阶段性的政策，恰恰是对过去被“扭曲”市场的一种校正。当然，在执行政策时，我们要注意保护自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弥足珍贵的自由市场精神。
征收出口关税并不能直接影响资本账户的顺差，但能很大程度上降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应该注意到，外国政府和外国投机者提出人民币应该加快升值的最大理由就是贸易项下顺差过快增长，如果通过征收出口关税来控制贸易顺差，正好是向这些人发出明确的信号：中国政府宁愿用关税手段来控制贸易顺差，也不愿意人民币过快升值。这非常有助于消除一边倒的人民币将加快升值的预期。同时中国政府面对外来压力时，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有诚意去自愿控制出口和顺差，以减少贸易争端。
由于中国政府错过了在前些年尽早实行更灵活汇率制度的时机，而“热钱”也抓住了这种错误占据了有利位置，因此现在不可能有完美无痛苦的方案来破解目前的汇率困境。我们能够设计的只是如何使得改革的代价最小、中国经济受伤最轻、“热钱”获利最少的方案。
教条式的单一快速升值方案，确实简单清晰，也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原理，但显然是代价很大的方案。正如中医讲究“君臣佐使”的搭配，在人民币逐步升值过程中，适当使用其他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税收和法律等手段能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发表的致辞中说：完全的自由市场理论，即便用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上也是困难重重，更遑论在发展中国家了。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充分考量我们面临的现实约束后再来对问题求解，可能是我们应该秉持的负责态度和科学方法。(财经) (E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