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走向两极分化。
一极即将终结“车间制造”，一极开始大量承接来自国内品牌的订单。
在为外国企业做了30年的嫁衣之后，一部分企业开始走向产业链的两端，“车间”这一最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正在被这些企业所抛弃；而另一部分，刚刚走进这个行业的人们，在重复着上一代的工作——为老外贴牌生产的同时，也开启了为中国自己品牌的代工时代。
“假如国内的品牌发展成熟起来之后这种局面会普遍出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
消失的“车间”
徐云旭偌大的办公室里，纯白色的欧式真皮沙发格外扎眼。
沙发背后的墙壁上，悬挂着徐云旭身着各式服装的照片，她的工作是“生产时尚”。
一时间，很难将对面这个穿着光鲜的女子与腾旭集团董事长的身份结合起来。她，有点儿过于年轻。
徐云旭从17岁开始学做衣服，然后卖衣服，接国内订单，直接接外贸订单，再到创自己的品牌，十几年间，腾旭服饰从一个只有8个人的小作坊发展到占地68亩，拥有员工1200多人的企业。现在已经集研发、设计、销售等于一体，年生产服装达500万件，远销美国、意大利、法国等50多个国家市场。
继续发展，徐云旭的目标并不是建厂房，扩大生产线，招收产业工人。恰恰相反，下一步她正在试图砍掉利润率最低的“车间”，向产业链的两端倾斜。
徐云旭的“微笑计划”酝酿于金融危机之中。
她自掏腰包，做了朋友眼中“傻子”才干的三件事：将投资1.5亿元、位于瓯海经济开发区腾旭工业园新建成的11层大厦挪作“公用”；花数千万元建设电子商务平台和配套设施；服装企业入驻的租金每平方米每个月只要15元，仅为同类办公楼的四分之一。
2009年，这个所有企业感觉岌岌可危，但求自保的365天，对于徐云旭来说，关键词只有一个——温州服装发展大厦。
6次走出去，为发展大厦平台做推广；20次大型国内外贸易对接会，为温州服装企业搭建贸易平台；50次以上的研讨会，请各界人士为发展大厦出谋划策……
一年中，“平台”变成了她的口头禅，所有的兴奋点，都集中在了瓯海经济开发区那座灰色的大楼上。
徐云旭说：“温州3000家服装企业，70%都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品牌，尤其是无法快速连通市场和研发。这个服装大厦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成规模效应和产销优势，向产业链的两端发展。”
“只有大家抱在一起才能产生规模效益，这是腾旭服饰一家难以完成的。”她说。
危机之后，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成本上升、招工荒、人民币升值、国外市场仍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有的企业把“车间”西移。
徐云旭表示，对于单纯的“制造”这一块，可以说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去想怎么办。“两端的事情做起来了，以后很可能会退出产业链的低端，逐渐让车间消失，制造这部分找别的企业来做。”
“中国的沿海城市，像温州，周边的地价都涨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工人工资也在节节攀升，制造这块儿的优势已经所剩无几了。”她说。
现在腾旭服饰给外商代工的这部分已经基本都外包出去了，自己的品牌TRACE(翠丝)目前还是自己在做，也有了找国内工厂代工的打算。
“到时车间制造这部分就完全不要了，把订单下给其他的工厂。”徐云旭说。
和徐云旭一样，江苏南京一家服装企业也正在砍掉自己的车间。
这是一家上世纪90年代初起家，纯做内销，品牌已经在国内小有知名度的企业。老板王先生说：“我们下一步重点要发展的业务是店面拓展，直营店和加盟店争取在今年翻番。至于生产这块儿，现在已经大半都外包出去了，有的给国内贸易公司，有的直接下给工厂。”
危机之后，外贸加工企业自做品牌风起云涌。
王先生说：“部分企业肯定会成功，到时候代工厂会开始转向，为国内的牌子贴牌生产。现在为外商生产的利润也是越来越低，老外变得越来越精明，价格一压再压，生产成本却在逐年增加。”
为中国企业代工
有的人离开，有的人进来。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厂亦是如此，一时间不会全部消失。
南京的老何就是新进来的一位，他投资100多万新设了厂房，“我是个新手，没那么大的资金去做品牌，只能赚这个辛苦钱了。”老何面对代工生产越来越难做的质疑如此解释。
老何说：“我做这个虽然不可能能像以前那些人一样发大财，但是一段时间内还是没问题的，因为在订单量上有一定的保障。可以国内、国外的单子一起接。”
老何现在就给王先生的品牌在做代工，“给他做单子我的利润还有10%左右，因为熟了直接接单，他自己主要在销售环节去挣钱了，要是再通过国内贸易商转过来利润就要减少一半还多。”他说。
老何是个给自己清楚定位的商人。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就强调，“转型也好、升级也好，都要因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而异，两者并非同时适合每个企业。”
中国代工生产30年之后，企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以前，产业分工中上下游链条分设在地球的两端。随着中国第一批企业资本的积累和产业升级的逐步完成，这种分工也将在中国同一个区域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