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峰将出口退税下调以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比喻为第八个馒头，综合之前民工荒、电荒、最低工资上调、原材料上涨、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上涨等因素，在吃了七个馒头的情况下，能否消化第八个还是未知数
9月份服装或将被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目录中。
8月14日，由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带队的调研组到达广州市，就9天之后将正式实施的新加工限制目录政策（第44号公告）与企业沟通时，还释放出这样的信息：9月可能进一步扩大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
作为纺织服装行业的代表之一，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下称“广东溢达”）进出口部经理赵晨峰当时在会上提出几点建议，希望政策不要一刀切，应考虑到纺织企业的承受能力分类、分步来进行，以及考虑能否对传统产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赵晨峰将出口退税下调以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比喻为第八个馒头，综合之前民工荒、电荒、最低工资上调、原材料上涨、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人民币升值、国内物价上涨等因素，在吃了七个馒头的情况下，能否消化第八个还是未知数。
失去“价格竞争”魅力
香港溢达集团旗下的广东溢达位于佛山市高明区，三大厂区围绕着美丽的西江，集棉纺、梭织、染纱、后整理、制衣一条龙生产。大量贴着Nike、Polo等国际知名品牌的衬衣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被送往离厂区不远处的高明码头，通过货船运往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各地，年出口衬衣近3000万件，出口额达到2.8亿美元。
“每一次政策调整，广东溢达利润就缩减几千万元。我们出口以衬衣为主，假如服装也被列入加工限制目录，加上刚已被列入限制目录的纱线、布匹，仅在保证金这块就要掏出上亿元。今年底中欧纺织品协议到期，接下来预计欧盟极有可能对中国纺织品反倾销。一旦这样，明年广东溢达甚至会出现难于抽出资金应诉反倾销官司的情况。” 8月22日，赵晨峰在高明工厂里记者采访时显得很忧虑。
综合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以及出口退税下调等各种因素，广东溢达目前成本大约上涨10%~15%，纯利润大约只剩5%左右，略高于整个行业平均3.5%的纯利润。
如要恢复到原先的利润，这意味着必须将产品的单价上调10%~15%。广东溢达的战略是一方面通过对废纱、废棉重新利用以及节能等节省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提高技术以及提高产品价格。
赵晨峰近日来常忙于与客户洽谈提价的事情，但多数客户暂时没有明确的回复，估计还要待进一步沟通。“收回的货款是美元，而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等费用是人民币，企业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人民币升值所导致增加的成本，客户相对愿意分担部分，但由出口退税等政策调整所增加的成本则比较难与客户沟通，大费周折还未必能解释清楚。”
记者了解到，与劳动密集型的服装行业相比，属于“两高一资”的铝材业受政策调整冲击更大。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海外营销分公司经理李力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7月1日起，铝材出口退税率11%全部取消，中国铝材的价格竞争优势一下荡然无存。原先在欧美低价铝材市场上，中国与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产铝国家平分秋色，东欧国家的铝材由于地理优势交货期相对短，而中国的优势是比东欧国家的价格低20%。由于人民币升值以及出口退税调整，中国铝材不得不向客户提价，而采购商因一时无法接受价格上涨而将订单向东欧国家以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出口退税取消以来，我们的出口业务锐减50%，广东凤铝年出口额7000多万美元，预计受此影响利润将减少6000多万元。”李力生说。
出现强劲的“对手”
向来客户是“上帝”。台资企业万邦鞋业新闻发言人郭炜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采购商的态度是加工企业战略调整中一个尤其重要的参考指标。
万邦鞋业近年来生产线发生重要的调整，原先全部生产线设在广州白云区，五年前开始到广东清远新设生产线，从去年开始已将广州的生产线全部迁移到清远，而今年在印度的生产线开始投产。
万邦鞋业主要为阿迪达斯等大客户贴牌生产运动鞋等产品，在广东的员工超过1万人，产品100%出口。“要将在制造方面所增加的成本全部转嫁给客户的可能性不大，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自身来消化。从广州迁移到清远有降低成本方面的考虑，”郭炜文说，“我们客户主要是大型跨国采购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合作的加工厂来调配生产，如果我们的定价提高，采购商会将订单往其他国家转移。客户为了分散市场风险以及降低采购成本，对合作企业也提出了最好具备跨国生产能力的新要求。”
现在万邦鞋业广东清远的生产线每个月产鞋120万双，而在印度的生产线每月产鞋10万双。郭炜文认为，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现在中国大陆已经逐渐不具备原先的成本竞争优势，但广东等沿海地区产业链相对完善，工人熟练程度较高，综合竞争力还较强，国家在政策调整时应注意适度，避免外商大规模外迁。
近年来，由于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等原因，一些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港台企业开始将部分生产线往外迁移。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因为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制造业在近几年来快速发展，并承接部分从中国内地转移的产业，因此被称为对“中国制造”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亚洲经济增长第二快的国家，自2000年来制造业产值每年呈11%的速度增长。而印度拥有11亿人口，政府推出多项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来投资制造业以解决就业问题，基础设施也在逐渐改善，2005年被联合国贸发会世界投资报告评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地。
“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最突出的优势是没有贸易顺差的压力，给予外商投资制造业的政策比较稳定。”刚从印度、越南等国家考察回来的广州创信鞋业董事长吴振昌说。他表示，能够理解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国家出台一些抑制出口的政策，目的是淘汰部分低附加值的企业，但力度过大对大规模的优质企业也冲击很大，一些资金雄厚的台资加工出口企业或考虑转移来降低成本，但不是往中西部而是可能往东南亚国家转移。
不过，他称这次考察与转移无关，该企业暂时还没有转移生产线的计划，只是与往年一样到东南亚与在那里的台企同行交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随着新台币的升值，劳工成本上涨，竞争能力明显降低，大量鞋企从台湾往外转移，其中大部分企业将工厂搬到中国大陆，还有一部分往越南、印尼以及印度转移。
“现在越南有些地方的制鞋产业链正在不断完善，例如胡志明市制鞋的配套条件就比较好，但也开始出现类似广东劳动力短缺等情况，而且胡志明市现在主要是发展电子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比制鞋更能吸引工人。只能往越南北翼转移，但其产业链比较薄弱，与中国大陆中西部情况差不多，”吴振昌说，“往中西部转移也不大实际，除了物流成本的原因，客户也未必肯到中西部设办事处。”
吴振昌在1990年将在台湾的工厂全部迁移到广州，经过十多年的迅速发展，现在企业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员工上万人。“必须对员工负责，加上厂房又不是租来的，这么大规模的企业不是说转就转，转移需要非常谨慎，目前更希望是通过加强管理以及提升生产水平等方面来消化所增加的成本。”
“中国制造”的筹码
在广东溢达的工厂里，记者看到一堆堆黑色的煤炭，与白花花的棉锭形成鲜明的对比，百思不解这与纺织服装有什么关系。
赵晨峰告诉记者，这主要是用来发电的，两年前广东溢达在工厂内投资近3亿元来建立起一座环保型发电厂，其中17%的投入是用来解决污染等环保问题。发电厂建成后，一来解决电荒问题保证工厂稳定运作，二来解决了布料印染及衬衣熨烫过程中所需大量的蒸气。发电后比原来用在电力能源上的成本节省30%。
而在生产线上，广东溢达则投入更大量的资金来改善。总投资1.5亿美元的梭织染整新厂于2006年10月20日正式投产，新厂从外国引进全球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月产320万米高档全棉色织布。新厂还兼顾到节能环保的配置，比传统同类工厂节水42%，节能6%。香港溢达集团主席杨敏德在投产典礼上表示，作为溢达集团纵向生产链的示范工程，新的染织厂是生产链优化和扩展项目，将在溢达的业务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溢达不断成长及革新的引擎。
“虽然广东溢达面临成本上的压力，但因为物流成本及配套不会往中西部转移，越南明年配额被取消，而且越南员工工资不会超过内地1/2，这将有一定优势，或有少量订单转移到越南的工厂，但越南整个生产配套以及生产效率不如中国内地，综合成本与效率等因素，还是在中国内地制造最具有竞争优势，广东溢达未来依然是集团全球最重要制造基地的地位，这可以从集团近几年的投资发展战略上可看出。”赵晨峰说。
香港溢达集团由港商杨元龙先生于1978年创立，其大女儿杨德敏担任集团董事长。现在，溢达集团成为全球衬衫生产商的翘楚，年产衬衣6000万件，2006年营业额达5.5亿美元，世界各地聘有员工5万人左右，除在中国内地的广东佛山、江苏常州、浙江宁波设有工厂外，在马来西亚、越南、毛里求斯以及斯里兰卡四个国家也设有工厂。其中，广东溢达规模最大，员工达到3万人，生产及营业额都占到集团一半左右。
在中国内地，溢达集团正在不断延伸产业链以及产业升级。从原先“两头在外”（原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国外）加工模式转变到80%以上原材料都在内地采购及生产，在新疆的棉田已达到10万亩，延伸到从棉花的种植、织布、印染到衬衣以及衬衣的辅料纽扣等整条龙生产链条，这样有利控制整个生产流程中的质量及采购成本，还有利于创新，其长绒棉种植技术、免熨布技术等多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和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赵晨峰说：“广东溢达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转型，虽然广东生产的成本竞争优势不再明显，但提升衬衣的技术含量以及设计将可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出口价格有上调的空间。”据他反映，一件普通输美的棉制衬衣现在出口单价是七八美元，到美国市场的零售价大约能翻四倍以上，但一些技术含量、设计款式好的衬衣可以卖到100多美元，这样的产品出口单价也比一般的高出很多。此外，广东溢达也开始在国内市场推出自主衬衣品牌“派”，但还处于初步阶段。
全国现有加工贸易企业9万多家，广东超过7万家，在广东从事加工贸易的港企就有5万家左右。据香港贸发局最近调查的结果显示，为降低成本，37.3％在珠三角的港企已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企业迁离珠三角，主要是希望迁到广东两翼及广东以外的泛珠三角地区。但从长远而言，大部分港企认同转型升级，53.1％的港企表示选择开发更高质量产品令企业升级，45.1％表示改进产品设计及加强创新，35.0％考虑开发自有品牌。另外，超过三成港商亦表示会加强内部管理来帮助企业升级和控制成本。
中南亚太（国际）顾问咨询机构商品流通高级顾问洪志业认为，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选择留在广东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新变化。港商、台商等是以候鸟模式群迁到广东，这些企业相互间构成原料、加工、包装、运输等环节的供应链体系，特别是为国际大品牌代工的企业，采购密度比较高，与上下游形成更紧密的供应链。目前整体环境尚不至于促使大规模迁移。
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郑荣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暂时没有转移的想法，他非常看好中国大陆这个庞大的市场，有开拓内销市场的计划，他的企业正在研发一些新的项目来应对目前的情况，例如之前是生产一般的鼠标和键盘，现在正转向生产蓝牙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周围有少量台资企业向越南转移，主要是因为应对之前美国对中国家具反倾销而将部分生产线转移。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国家有可能还将陆续出台一些鼓励和扶持高技术、高附加值企业的配套政策。政策调整不会用棍子乱打，提高经营门槛主要是针对差的企业，促进企业在公平的待遇下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对所有的企业来说也许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对优质企业或有短期的影响，但从长远看，将一批竞争弱的企业淘汰出局，有助改善无序的竞争，优化贸易环境。（第一财经日报/李溯婉）（E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