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养蚕的起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绢丝织物的国家，这是全世界各国最早已公认的事实。然而养蚕取丝这一奥秘在远古代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由于时代遥远，以往还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随着原始社会遗址不断发现和发掘，"古史摄影师"-我国的考古学者展示了新石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黄河流域的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等。从这些遗存出地文物中所反映的事实告诉我们：随着原始社会的进化，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从游牧过渡到了农耕；北粟南稻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农业和手工业也已有了较明显的分工。同时也发掘到了这个时期的蚕茧。早在一九二六年，我国考古学者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个"半割的茧壳"（山西夏县西阴村）。
　　
　　这半个蚕茧的报道，在三十年代学术界很快的传开了，当这个消息飞过千山成水，远涉重洋，传到法国、美国、日本......，引起了许许多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直到1968年，日本布目顺郎还对这半个蚕茧作了专题研究）。对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是否已有养蚕业的存在问题，中外学者面对这一"孤证"议论纷纷；再由于过去对仰韶文化遗存所作的推断分析各说其是，仰韶文化标年的估计开差竟达二、三千年之久。自从碳-14半衰测定发明后，给我国考古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放射性碳-14对半坡村仰韶文化测定，最早标本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960…前4600年。以仰韶村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它的发生年代大约公元前5000年延续至公元前3000年。这就是说，整个仰韶文化是距今5000…7000年前的史事了。那么说，这半个蚕茧至少也是5000年前的遗物了。不过。这一个"半割的茧"，有学者对它的时代可靠性也还有异议。
　　
　　一九五八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地区，结合在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发掘了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存。在钱山漾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批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遗物大部分保存在最下层（第四层）的一个竹筐里。与这些丝织品同一层位同一探坑还出土了大批稻谷，考古工作者将稻谷标本经碳-14测定，绝对年代距今4715约100 年上下，树轮校正历年距今5260约135年上下。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地下发掘，它说明在我国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广泛的利用蚕丝作为织物原料了。钱山漾遗存中的残绢片：绢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0根，粗细相仿；丝厂家；带子组合，观察为10股，每股单纱3根，共计单纱3根，共计单30根编织而成。
　　
　　了解织物结构的人都清楚，钱山漾残绢片经纬密度一毫米有4根细比较均匀的经纬纱，在那样早的时代，应该说是可贵的丝织品了。细丝带编织方法与现代的草帽鞭一样，有着两排平行的人字形织纹，体扁；但靠近尾端一节呈圆形。看来这是一根美观大方的装饰品，也许是当时劳动妇女作围腰带之类用的吧。
　　
　　一九七九年十月，作者在浙江省博物馆文物保管库内看到了钱山漾出土的绢丝织物，那样平整的绢绸，那样细巧的丝带，且单丝纤维表面光滑，条纹如此清晰，必然是先缫后织的产品，可以想见，在距今5000年前，"蚕"不单是进入了家养时代，且人们在缫织技术上也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这样熟练的生产技术决不是一个早晨得来的，在原始生产条件之下，它必然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经验积累的时间过程。那么，它的前一站在什么时代呢？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又给我们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又发现了我国原始社会迄今为止最早的遗址--河姆渡文化。从这个遗址的地下发掘告诉我们，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层中，人们已经在用茧丝纤维作为纺织原料了。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七年，我国考古工用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分两期发掘了这一原始社会遗存。河姆渡路遗址的绝对年代，据碳-14测定，两个数据的平均值是公元前4887年，显然河姆渡下层居民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近七千年之久了。据发掘报靠告，河姆渡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谷物（已人为栽培水稻），农具是骨耜，家畜有猪、狗，还有水牛，这表明人们已从渔猎进入了农耕；住的是木结构住房，这表明已从游牧过渡到了定居。人们的穿着又是怎样呢？这从出土的纺织术已经初具规模。原始人类冬天披兽皮、夏天围树叶草筋之类遮体的那个时代，对河姆渡人来说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在1973年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有关纺织工具有：陶纺轮（缚）、骨针、管状会、织网器、刀、匕、小棒等。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原始的纺织工具，有学者据此推断河姆渡人已经有了原始的踞织机。这个推断果然在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二发掘中已被完全证实。在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纺织工具有：木卷布棍、骨机刀和木经轴。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织机的组件。纺织原料有否蚕丝？有。这是从一个骨器上雕刻有"蚕纹"反映出来的。原发掘报告这样写道："牙雕小盅，平面呈椭圆形，制作精细。中空作长方形。圜底。口沿处钻有对称的两外小圆孔，孔壁有清晰可见的罗纹。外壁雕刻有编织纹和蚕纹的图案一米，高2.4厘米"在这个"牙雕小盅"上，"织纹"和"蚕纹"组成一个图像，反映了蚕与织的相互依赖关系。如果您认为仅凭图纹作判断尚有疑虑的话，那末从另一出土的"稻穗纹陶盆"的图像上还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消除疑虑的有力旁证。原发掘报告写道："稻穗纹陶盆，……刻有对称的稻穗纹和猪纹（残）图像。一株稻穗居中，直立向上，加外二束沉甸甸的谷粒向两边下垂。旁边刻有一只猪纹，形如猪纹方钵，惜只剩后半部分。这一图像，反映了猪与农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下层居民已栽培水稻，农作物的肥料来源靠猪积肥（--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远古尚不知农作物施肥）；同样，"织纹"与"蚕纹"在同一图像上出现，那岂不是同样表明了纺织与蚕丝相互依赖关系吗？由此可见，蚕茧利用的秘密已被河姆渡人所掌握，茧丝纤维已经作为纺织原料之一当无疑问。这一文物的出土，对我们考证养蚕起源的时代概念是一个重大发现。不过，河姆渡人是否正如发掘报告中所指出。猪、狗、水牛都已成为家畜那样驯化，野蚕进入了农养阶段，这还有待于地下发掘的进一步证实，因为采集野生蚕茧是同样可以作为纺织原料的。
　　
　　近年来，长江下游诸多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特别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我国学术界有关学者由此论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这个摇篮显然也孕育着我国蚕业的发生和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养蚕的起源只在长江以南、而不在黄河流域；也不等于说长江以南蚕的家养和它的早期发展已肯定早于黄河流域。这些还有待于肯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两个文化摇篮各自在经历着必然走过的道路：从漫长的采集野生蚕茧经验积累中逐步驯化到了家养时代。从社会进化、发展方面看，蚕的家养应该说是私有制催生下来的产物。

　　　　　　　　　　　　　　　　　　　来源：蚕丝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