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斌1，赵建平2
（1.苏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2.苏州大学材料工程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古“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在中国历史上中西文明的沟通和交流中，蕴涵着丰富的管理价值，现从商业管理、文化管理角度初步分析丝绸之路的管理价值。
关键词：丝绸之路；商业管理；文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F426.8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1－7003（2005）09－0001－03
古老的丝绸之路连接着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谜团，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探索、去发掘。迄今为止，人们更多的是从艺术、古文字、交通、外交、文化交流、旅游等方面，以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尚未发现其蕴涵的管理价值。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初步分析了丝绸之路的管理价值，以期引起更为深入的探讨。
1、丝绸之路与商业管理
管理思想史研究表明，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而且总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密切相联系。在工业化之前，管理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指挥军事战役、处理家庭事务、治国施政和教会活动中。西方在中世纪才逐渐重视商业管理。而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商业管理的成功典范。
1.1 强有力的政权管理是商业贸易的政治保证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要追溯至2500年以前。那时，在中国河西走廊的西部活跃着一支彪悍而强大的游牧部落，历史上称其为“月氏”，其势力从蒙古高原西部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西端以及新疆天山以北到阿尔泰山附近。后来，匈奴人逐渐强大起来，打败月氏而雄据北方。匈奴不断地骚扰、进犯西北和北部边境，掠夺牲口、破坏生产，同时垄断了汉王朝与西域的贸易，坐收其利，这些都对当时的西汉王朝构成了很大威胁。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300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合月氏的政治目的，但其经历却对河西、西域、包括中亚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他拓展了汉王朝的视野，引发了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各国进行商业贸易的强烈愿望，促成了西汉对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经营。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中外交流，史称“张骞凿空”。
自张骞凿通西域和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胜利以后，丝绸之路便畅通无阻，贸易兴旺。从当时的交通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方式、贸易周期和其他各种条件来看，均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而恰恰在这样的环境下，丝绸之路逐步形成并成熟地发展起来了。事实上，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已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例如这条通道常常因一些民族或国家的纠纷和战争而中断，即使它有时相通，也因山川阻隔，道路遥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强而有力的政权经营和管理，缺乏安全保障等，通行特别困难。只是到了张骞通西域后，由于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并和帕米尔以西各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才使这条通道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畅通。
1.2 发达的丝织业和优质的产品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根基
中国是蚕桑的原产地，是世界丝绸大国，素有“东方丝国”的美称。蚕桑价值的发现使中华民族格外重视丝织业的生产。
织锦技术究竟发生在何时？我们现无法考证，但从《诗经》可知，织锦在西周时期至少是春秋已十分发达。“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角枕粲兮，锦衾烂兮”，“衣锦虎衣，裳锦虎裳”，锦的用途十分广泛，《诗经》对锦的浓厚兴趣表明这一复杂的织花工艺已被社会普遍掌握，成为女织的普遍社会行为。锦——这种多彩的织花丝织品的出现，不但提示着我国丝绸织花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其丰富的种类和广泛的用途标志着丝织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价格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正式开展对外丝绸贸易，把中国的丝绸传播到亚欧大陆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即公元前119年以后。当时，国际贸易是欧亚大陆公路贸易的主要形式，又称“贡赐贸易”或“贡使贸易”。从汉文史籍看，从西汉时代起，中国丝绢就已经成为大陆贸易的主要商品。这种轻质高利润的商品似乎一开始就为丝路贸易注入了活力。所谓“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族相继”（从《唐大诏令集·卷130》）的繁忙景象一直持续到宋元以后。鉴于这一情况的发生是建立在先秦丝织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说倘若没有中国蚕桑和丝织业的发达，要建立起以丝绸为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是断然不可能的；丝绸之路的开通虽说得之于偶然，但偶然中亦有必然，如果没有西汉王朝的强盛，以雄厚的经济作后盾，要完成这一对外沟通的历史使命也是断然不可能的。但是，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是以有形商品贸易为特征的，如果没有高品质的丝绸产品为基础，那就根本无法建立起丝绸之路。
总之，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
1.3绢马、茶马互市是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一种特殊经济交往与沟通形式
绢马、茶马互市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性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性经济，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绢马、茶马贸易是丝绸之路上传统的贸易方式。从汉唐以来，我国中原地区和丝绸之路上西北、西南、北部边疆的民族就以这种方式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内地通过贸易获得马匹、畜牧产品、药材土产，边疆民族由此获得急需的丝绢、布匹、茶叶、盐、瓷器、铁器农事、种子粮食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由于这种贸易多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固定的形式进行，又称民族互市。
绢马、茶马互市有固定的互市地点并形成了完整的管理制度。西北民族地区依靠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和封建社会的商品交换机制与中原汉族人民交流，形成了农业文明社会和草原游牧社会经济互利互补的模式。逐步确定的互市口便是汉民族先进文明直接影响、促进民族地区的窗口，它往往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从汉唐开始，安西、朔方、榆林、西受降城、酒泉、赤岭、大同、武威、原州、渭州、德顺、熙州、河州等互市点一直是该地区的中心，尤其是明清时期茶马司所在的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甘州、庄浪和口外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位更显著。
自张骞通西域开始，丝绸之路便贯穿于西北地区全境，民族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商业贸易与经营管理已经初具规模。他们或自行经营，或通过“昭五九姓”胡商代理，或与胡商合作经营。丝绸之路上商旅往来接踵，相当活跃。当然，绢马、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具有禁榷的性质，一度曾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并完全由政府垄断；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
2、丝绸之路与文化管理
文化是人类在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并作为一种信息反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精神成果的总和。“丝绸之路”作为一段特定的历史和专门概念，其文化内涵和价值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丝绸之路是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创造，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表现为开放、开明与开拓；丝绸之路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这一符号的表征在于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文化上的多元与交融；丝绸之路文化同样能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
2.1各类管理者的积极参与促进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
管理的主体是人。人的“劳作”是人性的基础。通过劳作，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塑造了自己作为“文化人”的本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上的商贾、使节、僧侣以及移民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2.1.1商贾
在各种有关丝绸之路的史料中，商贾是在丝绸之路上来往最频繁的一群人，也是为数最多的一群人。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通西域。西汉时，丝路的开通使西域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商贾往往假借汉使的名义赴西域从事贸易，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西域各国换回珠宝等物品。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东来西往的商贾不绝于道，但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多，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真实生活。生活的艰辛和风险，疾病和野兽的侵袭，盗匪的劫掠和屠杀都挡不住超额的商业利润。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进行商业贸易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
2.1.2使节、僧侣
使节、僧侣是丝绸之路的文明传播中最自觉的一类。从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驱鉴真到唐代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环，再到14世纪畅游非洲大陆的汪大渊，最后到历经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郑和，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传播了礼仪之邦的种种先进文明。
2.1.3移民
在以文明传播为己任的主流传播者之外，还有一些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发生是无意识的。这其中就包括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国人。
汉朝以后，由于连年战乱，一些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逃到了日本，他们被称为“归化人”。这些人有不少技术人才和士人出身，他们向所居住地区带去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从西域往外迁居的中国人也都无形之中将华夏的文明传至各地。
2.2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
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对于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从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出发，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专题。
首先，丝绸之路民族文化研究。在丝绸之路上有众多的民族活动，有希腊人、罗马人、塞克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哒人、粟特人、吐火罗人、柔然人、鲜卑人、吐蕃人、西夏人、蒙古人、印度人等等，有定居的农业民族，也有游牧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人种特征、民族特点、生活风俗和习惯、语言特征和宗教信仰以及各不相同的文化心理。这些民族活动的规律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和特征?这些规律、特点、特征对他们的生存活动有什么意义?
其次，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研究。包括原始宗教研究，地区性的民族宗教研究和世界性的宗教研究。在原始宗教中又可分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萨满教。地区性的民族宗教是指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具有区域性的民族宗教，如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宗教，就包括苏米尔人宗教、阿卡得人宗教和亚述宗教；小亚伯亚地区宗教，其中包括赫梯宗教和佛里吉亚宗教；大夏地区宗教、印度地区的婆罗门教以及中国地区的道教等。对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研究，可探讨这些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发生、发展、传播、兴盛和衰落的情况，研究它们对丝绸之路上各个人类群体、各个民族的意义和作用。
再次，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主要有希腊大夏文化，中亚西部的安息文化，贵霜萨珊时期的犍陀罗艺术文化，处于中介地位的粟特文化，塔里木盆地南线上的和田文化，楼兰、鄯善文化和北线上的龟兹文化，焉耆吐鲁番文化，以及中原和西域交汇口的敦煌文化等。这些文化既有其各自的独特性，在其传播中又有其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互通性，其发展传播对丝绸之路上的各族人民有过什么积极的影响，带来了哪些消极的因素，都是值得认真研讨的。
最后，丝绸之路旅游文化研究。丝绸之路沿线从古至今遗留给人们许许多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点，它们都是发展特种旅游的极好资源。
2.3丝绸之路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
“丝绸之路”中的“丝绸”一词，已不再是中外商业交流史上的商品“丝绸”之狭义，而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这一符号的表征在于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文化上的多元与融合。正是从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开始，实现了文化上的多元与融合。如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正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
丝绸之路以中国古代长安为起点，经过西域，穿过中亚、西亚到达欧洲和北部非洲，其间跨越的国家、经历的民族甚多，甚文化的多元性无庸置疑。文化作为精神与物质的融合，将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人们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丝绸之路上文化的交流是使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不可分离的关键。这里的文化意义指的是一种资源，一种民族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相互渗透和影响的资源。它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形式上的经济关系，而是一种充满文化意义的资源，是财富的占有、流动和互换。随着民族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吸引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简单的交往关系进一步扩大为深层的文化心理联系，专一的民族情感融入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联系，形成了带有多民族共同特征的普遍情感。于是，民族交往模式由某一物品的交流扩展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由特殊的价值指向的交流，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多元文化交流；由单向的交流变成了双向的文化传播；由仅仅考虑本民族的利益，扩大到民族间的互惠原则，直至发展到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它们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和条件，关键在于各民族的利益、需求的逐渐发展和不同民族之间共同的文化共享关系。
3、结语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表明，它是人类历史上早期商业贸易和商业管理的历史见证，其管理价值远未得到充分发掘。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商业贸易的范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大动脉，使这些文明经过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丝绸之路的管理价值还在于它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民族总能不断地适应环境，维护内部的管理秩序，发展民族文化的交流深度，以达到文化共享和文化管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黎红雷.人类管理之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4]周得京.中国丝绸之路的演变[J].洛阳工学院学报，2000（6）：21～24.
[5]陈勇勤.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集中体现在：转变思维[J].丝绸之路，2002（2）：51～55.
作者简介：魏文斌，男，1964年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管理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
来源：《丝绸》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