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洋装的中国传奇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的服装，不管是内衣还是外套，几乎都出自“红帮”裁缝余元芳之手；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王庭淼和田阿桐师傅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了新的中山服。天安门城楼正中毛泽东像穿着的，就是这件中山装在浙江宁波，有一帮年过古稀的老师傅，他们尽管没有成为中国的皮尔·卡丹，但却都是做西装的顶尖高手。他们是宁波“红帮”裁缝的嫡系传人。

　　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的“红帮”裁缝，以上海为中心，覆盖到国内多个重要城市，在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如今，“红帮”后继乏人，已经走到绝迹的边缘。

　　江继明：“红帮”的活化石

　　72岁的江继明已经从浙江纺织服装学院退休了。在服装重镇宁波，江继明是一个被业界尊重的人物——他是“红帮裁缝”的第六代传人。如今，像他这样懂得全套红帮传统西装缝制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目前，全国老辈“红帮裁缝”不足百人，而且大多是八九十岁高龄，江继明算是很年轻的了。

　　1947年，年仅13岁的江继明告别母亲，跟着外婆去了上海。当时身为裁缝的师傅的舅舅在大上海闯荡，在他的介绍下，江继明到著名的“培罗”的西服店里当了一名小学徒。“记得那天外婆带我去见工时，老板看我个子小，就甩出一句话，‘他这么矮小，桌板都碰不到，学什么裁缝？’外婆在一旁说尽好话，‘继明虽然个子小，但是蛮活络的。’最后老板同意了，但学徒期要延长一年，得4年。”江继明回忆说。随后，双方签订了契约，诸如学徒期内生老病死与师傅无关等老式约定。

　　旧时当学徒，除了给师傅做家务、带孩子，挨打挨骂也是少不了的。4年下来，江继明终于顺利出师了。但他觉得这还不够，他想学到更“正宗”的“红帮”技艺。1956年，江继明找到了“红帮”第五代传人陆成法，行过拜师礼后，江继明成了红帮第六代嫡系传人，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一辈子。

　　1998年，江继明拿出几十年攒下的20万元搞起了红帮服装文化研究所。“多年前，我的老师、‘红帮’第五代师傅陆成法在临终前对我说，‘红帮’的手艺不能丢，要继承下去。现在，我算是完成他的遗愿了。”江继明说。

　　2002年11月，江继明受聘于宁波服装学院（现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几年中，他给一百多名研究生授过课。学院的三名青年教师陈尚斌、戚柏军和卓开霞，正式拜师，成了江继明的衣钵传人。他们和江继明一起，着手振兴红帮服装研究所和红帮洋服店。“现在忙于教学，基本上没有时间做衣服。”陈尚斌对记者说。

　　鸦片战争催生“红帮”

　　红帮始于19世纪中叶，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洋人来到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专给“红毛”们做西服的本地裁缝。富庶的浙江自古就有行商天下的传统，“红毛”到哪里，他们的生意就做到哪里，“红帮裁缝”陆续进入了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

　　让宁波人骄傲的是，“”红帮除了给“红毛”做衣服，他们还曾为中国最早一批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人服务。服装界流传，1903年，在上海开店的“红帮”裁缝王睿谟与民主革命家徐锡麟交情颇深，还曾为他做过西服。历史书上记载，徐锡麟“1903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也证明这个传说不是空穴来风。

　　“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一度是‘红帮’裁缝的经营中心。”陈万丰在他的《红帮服装史》中这样写道。当时上海华洋共居，流行服装文化以“红帮”西装为荣。

　　江继明的祖辈江良通，是日本华侨张尚义的徒弟。1896年，他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了“和昌号”西服店，被认为是“红帮”在上海开办西服店的发端。江家曾因做洋装而富有，在奉化江口前江村，至今保存着江良通之子江辅臣的小洋楼，以及江良通、江良达兄弟捐建锦沙学校的石碑。碑文记载，“江良通、江良达助田123亩，又助银16000元”。

　　从鼎盛走向没落

　　“红帮”在抗战胜利后达到了鼎盛。到1950年，上海西服店达到700多家，其中宁波人开的有420家，占总数的60％。当时，最昂贵的西装售价要3两黄金。

　　好景不长，解放后到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上海的西服店倒闭了一大半，那些生存下来的，也都是靠廉价制作中山装、列宁装勉强维持。制作一件中山装的价格在1元5角到2元5角之间，其利润和做西装不可同日而语。

　　1956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红帮”裁缝孙富昌回忆说，一位纺织部的领导在上海培罗蒙座谈时说：“以前提倡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人生一共才几个九年？”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下，顶级的“红帮”师傅离开了上海，到北京开设“红都”服装店，成为中央领导、来华外国首脑、驻外使节定制服装的名店，三代经理和许多技师都是“红帮”裁缝。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的服装，不管是内衣还是外套，几乎都出自“红帮”裁缝余元芳之手；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王庭淼和田阿桐师傅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了新的中山服。天安门城楼正中毛泽东像穿着的，就是这件中山装。

　　更大量的“红帮”裁缝被分配进了各地的服装企业，担任技术工作，开始研究如何量产成衣，手工精做的技术已难有用武之地。文革十年带来的打击更大，老一辈的“红帮”师傅已经寥寥。“红帮”，一个曾经响当当的招牌，也就告一段落了。

　　“改革开放后，一些红帮裁缝开的服装店又出现了。度身西装是红帮的传统强项，像杭州的‘老和兴’、‘恒龙’两家，都是为客人量身订制，他们手上常年有来自英国的订单，一套西装要两三万元人民币。政府官员、企业家和许多演艺界明星都是他们的老主顾。”陈万丰说，“在上海，香港人陈家宁开的西服店也经营着同样的业务，陈家宁的父亲就是早年到香港创业的‘红帮’裁缝。”

　　据江继明说，直到今天，在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等地，仍有不少在解放前进驻的老“红帮”西服店，生意兴隆。“在日本，‘培罗蒙’西服店很有名，店里做的西装价格很昂贵，‘红帮’裁缝戴祖贻的名字是这个店的金字招牌。去年，80高龄的戴祖贻还为美国一位老客户做了13套西装，总价787万日元，折合美金7万多元。”

　　相比之下，留在中国大陆的“红帮”裁缝们，就没有国外同乡那样幸运了。宁波的罗蒙、杉杉、雅戈尔等企业尽管都有度身西装的业务，但它们的定制价格一般只在1500到3000元，与海外“红帮”名店的制作不可同日而语。“大陆的定制西装，受到原辅料与设备的制约，这些东西靠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进口，始终比国外慢了一拍。同时，企业的定制只是加入了一些手工的工业化流水生产，和手工制品大不一样。”江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