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扬天下的辑里丝

　　辑里丝，原名七里丝。关于七里丝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目前得到认可的一个观点是：该丝的源产地距浙江北部湖州南浔有七里之遥（今属湖州市南浔乡横街乡），因而被唤作“七里村”，七里丝因此而得名。这个小小的村庄在元末形成之后，便开始生产后来享誉世界的辑里湖丝了。

　　这种用木制丝车缫制的土丝为何如此质优呢？原来它有三个秘诀：

　　一是该村培育的蚕品种优良。在明万历年间，该村村民培育了一种优良蚕种——“莲心种”，该蚕种因其所产蚕茧小如莲实而得名。使用这种蚕丝，特别适于缫制优质的桑蚕丝。
　　
　　二是当地地处太湖之滨，河流纵横，有很好的养蚕、缫丝的自然条件。七里村村东流淌着一条清澈透明的雪荡河。缫丝过程中强调“用清水、勤换水”，所以对水质特别讲究。而这条雪荡河在穿珠湾附近分流到七里村的淤溪时，河水几经曲折澄清，水清如镜，透明度几达100%。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编印的《南浔镇志》中记载道：“雪荡、穿珠湾，俱在镇南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
　　
　　三是当地村民缫丝技术高超。七里村人在缫丝工艺上注重“细”和“匀”，缫丝工具应用当时最先进的三绪脚踏丝车，因而所缫的丝“富于拉力、丝身柔润、色泽洁白”，可比一般土丝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南浔阁老、当朝吏部尚书朱国桢在天启二年（公元1621年）所著的《涌幢小品》中说：“湖丝唯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份。”由此可见，明万历后期（公元1578~1620年），七里村人所缫的七里丝，已逐渐在国内市场出名，大贾皆贩于此地，贸于江南及川广地区。
　　
　　此后，七里村人独特的缫丝工艺，被逐渐推广到了杭嘉湖苏各地，而且经由这些地区的吸收改进，土丝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形成了“细、圆、匀、坚、白、净、柔、韧”八大特点。而这时各地所产的丝，也统统被称为七里丝了。从此，七里丝成为品质优良的著名土丝，尤其以南浔、七里而著称，后来则泛称江南一带的上等土丝，再后甚至连广东的上等土丝也冠以七里丝之名。

　　七里丝的名称直到清康熙乙丑年（公元1685年）前后仍保持着原名。直至雍正初年（公元1723年）之后，古书上才有了“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的记载。由此可推断，“七里”被雅化为“辑里”的时期当为康熙后期（公元1685~1722年），大概是南浔镇的丝商为赞美该丝所为。因“七”与“辑”发音相近，而“辑”又有缫织之意，因而这并不是无道理的雅化。
　　
　　明代中叶，辑里丝开始在国内名声鹊起。据传，明朝时南浔朱国祯、温体仁两位相国都将自己家乡的七里丝推荐给当朝皇上。后来，清皇室内各府规定，凡皇帝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都必须用七里丝作经丝精织而成。清政府设于苏州、杭州的织造局，还在南浔镇上专设收购生丝的“京庄”。另有专门招揽广东商人的“广庄”。但辑里丝享誉世界，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了。

　　辑里丝能在海外名声大振，与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开埠是分不开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五口通商，洋商聚集上海，上海成为新开商埠。它有优良的港口和广阔的长江腹地，又与长江三角洲著名产丝区域相距很近，因而具备了生丝出口的便利条件。由于从这些产丝地运货到广州比运到上海远10倍，利润要损失35%~40%，从上海出口到伦敦、里昂的生丝可大大降低运费，因而，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生丝的出口基地。当时凡长江流域包括浙江的生丝都要经上海转运至海外，辑里丝也正是在这种有力条件下，迅速向海外扩销。

　　辑里丝在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从上海出口时，还是有丝无经。同治年间，南浔镇周申丝号的老板周味六为满足当时外销市场的需求，始创了专供出口的辑里丝经，也就是用于织绸的经丝，也叫辑里干经、东洋经。周味六仿效当时日本的逆向摇经，将经缫丝车缫制的两丝合为一根丝，再用竹木合制的大小摇车整理，剔除粗糙的丝头，再并捻加工，复缫成丝经。由于质佳工廉，该丝经在国际生丝原料市场上大受欢迎，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纷纷前来购买，一时冠绝世界，成为高品质土丝的世界名牌产品。编印于1916年的《双林镇志》中记载：“双林所产辑里丝，常年出口有三千余包，但后来都销售给附近南浔、震泽的经丝行，由他们收购加工成经丝，出口到海外。”据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寿诞之时，有人曾赠送辑里丝作为礼物而获得了女王的奖赏。
　　
　　当时的南浔镇成为我国最大的生丝集中市场。在道光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公元1847~1848年）两年里，中国出口的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部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上述三府中，以湖州府的产量最多。湖州最大的生丝集散地有三，即南浔镇、菱湖镇、双林镇，其中以南浔镇为最大。南浔镇从上海出口的生丝数量极大。据统计，在1880~1934年这50多年里，该镇平均每年出口5420包。清末民初，机器缫丝（即厂丝）兴起，但辑里丝优势犹存，产量仍占全国较大比重，各丝行的各种品牌曾3次参加国家展览、4次参加国际展览，并频频荣获国际、国内各类奖项。
　　
　　1911年下半年至年底，辑里经的每包价值从常价800两左右暴涨至1250两，这是历年辑里经的最高价格。然而，从1932年“一二八”、“九一八”等事变后，辑里经的年出口量只有300多包。尤其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桑树遭受砍伐，使生丝产量锐减。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纺织机械飞速发展，而辑里经墨守成规，不加改良，最终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里，我们还需提及湖州丝商“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