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华
（江苏 吴江 215228）
中图分类号：F402.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1－7003（2005）12－0054－04
8.4包缴税捐
清代至民国初年，丝绸运销除出口由海关征税外，行商、工场、作坊、厂家的厘税以及营业和所得各税往往由商会及丝绸行业各团体组织集体认包，然后再公议分摊予各行庄、场坊和工厂。南浔丝业会馆职能之一为“以收解捐税，维护丝商为职志。”清光绪二十年（1894）后，杭州绸业会馆向厘局认办绸捐，初认捐额1.2万元，渐增至4.6万元，并规定溢收捐款，尽收尽解，不足认额之数则须补足。随着绸行业发展，所认捐款几经增加，至1928年捐额增至48万元。直至1930年实行营业税制才各家分开计征。
晚清成立的太湖救生局，其经费主要来源为太湖流域诸丝市如南浔、震泽、双林、菱湖、苏州、湖州、无锡以及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的捐资。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部队过境之需索、剿匪治安、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甚至时疫、打醮等费用亦因丝绸行业是当地的大户而频繁摊派。
倡导科学养蚕以后，江浙一带的蚕桑改良费也列入各地茧业、丝业行会组织开支中。
8.5规范经济手段
如手工业类型的行会统一制定工价（包括劳工工资和加工费用），禁止降价争夺固定客户。商业性行会则定时定价，禁止抬价削价，如上海绪纶公所规定：“绉价每届朔望由公所公议发单定价，以照一律。”若同业成员要求大减价，得向公所提出，获同意后方可实行。又如杭州绸业会馆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进行议价“飘红”（书于红纸上张榜公布）。此外还规定贴水率和付款期限，如盛泽绸业公所对信用不佳，逾期不偿付货款者（绸行庄和领投），将其名写在小黑板上，每日清晨在庄面（丝绸交易专业市场）挂牌示众。
8.6维护商业信誉，制止偷工减料和掺杂作假
如南京缎业公所行规内有一条写明：“议各号料友，如有做粉、发潮、抽头、换筘、蒸糕等弊，被号内察出，循照旧规，立时翦歇无辞。”各地丝织行业对织物的头行（经密）也大致有所规定，行会组织予以抽查，对减料多者给予处罚。
20世纪20年代末，河南镇平柞绸劣货涌现，“粗如麻布，细若稀纱，一匹之中竟有数节”，以致1928年柞绸之海外市场丧失十之七八。当地绸业同业组织于翌年制订《整顿豫绸初步方略》，呼吁同业同心同德，致力于整顿改良，组建检验机构，明定各类绸的面宽、长度、重量和造料标准，并议定了罚则，对顽劣机户处于重罚，或将劣货充公[12]。
江浙丝经行业组织皆禁止在丝经上拖粉浆、涂抹饴糖浆，以维护行业形象。盛泽对“作伪增胶”（俗称“浆头”），立碑永禁。
8.7进行计量管理
手工织造时期，成品绸缎多系定长定宽而以整匹重量鉴别绸之厚薄和疏密，匹作为定价及收取练染费用的依据，如纺绸规格从七两纺直至二十两纺，每隔一两即是一个档次，绸商业以方盘秤（两侧有边）衡重验证。
近代，进入机器织造以及零售商场化的演变过程，渐由定重制改为定长制，尺码成为计价的依据，即外贸交易习惯用英制码尺，而内贸则按批量、零售，不同地区不同交易对象各不相同，因而尺种纷繁，每种尺的实际长度颇不一致。通常由行规规定，如上海绪纶公所规定“杭货出销统归杭平尺，不得乱规……”
茧行业和丝行业，衡重计价，衡制及衡器亦各不相同。此外，还有各种陋规如“升头”、“扣头”等等，亦由同行业加以规范。
丝绸行会对业务交易上的度量衡器具如尺、秤等进行管理，定期查验校正，如杭州绸业会馆设立了估尺部，专司此事[13]。
8.8开办交易市场
清乾隆年间，盛泽绸业公所出资在镇南兴建封闭式的丝绸专业交易市场，吸纳江浙毗邻地区的手工绸。清末，当地丝绸交易极度兴旺，原有市场容纳不下，徽宁会馆在庄面东南再建一新庄，名徽州庄，以扩大交易场所，使盛泽及其邻近地区的绸户货畅其流。
1925年10月，杭州绸业会馆出面组织将传统的“茶会”交易方式改为固定市场交易，在王马巷口设公共贸易场。1934年，以2.6万元购进长庆街大新绸厂址，加以改建，定名为“杭州市绸业市场”，内分生货、熟货两个市场，为官督民办体制，实际业务由绸业会馆管理。双林之老绢巷、新绢巷，皆绢市之所在，由绢行业会馆管理。濮院及王江泾亦有相应的绸类交易市场，由绸业公所管理。
8.9办理丝绸货运
杭州观成堂建立初期，即与锡箔业、线业共同在宝善桥仓河下设立装船埠头，自备（绸）庄船20艘外运，官府发照免服差徭。后经扩建，成为丝绸专用船埠头。盛泽绸业公所建立伊始亦自设河埠，自办庄船将绸货运往苏州，再转输他方。近代，上海开埠之后，盛泽绸商纷纷去沪寻觅商机，设申庄（联号）于沪，盛泽绸业公所乃备庄船四艘，轮班开航上海，在南苏州河设有专用泊位。
太湖流域诸多产丝市镇如南浔、震泽、双林、新市、菱湖等地的丝业公所则自备湖丝船，沿申湖航线输往上海，络绎不绝。
客地货行会馆与其本土在丝绸和其他商品的物流亦频繁，一般都备有货仓或堆栈，亦办理不定期运输。
8.10参与各类社会活动
近代中国丝绸行会为自身利益计曾单独或联名致函外交部或在报刊上发表声明抗议日本、俄罗斯、朝鲜、越南及欧美各国高筑关税壁垒限制华绸进口。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江浙各地丝绸行会给予声援，在新闻报刊上发表声明，并参加抵制日货运动。1931年10月，上海绸缎业同业公会组成日货检查组，查封日货，以绝后患。
20世纪20年代末，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丝绸行业陷入低谷，内外销售呆滞，生产萎缩，工潮迭起。为挽救颓势，上海本地及外地驻沪绸业团体于1929年7月5日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经集会讨论，一致认为“本业衰败已极，维护救济刻不容缓”，应“扩大声势和争取各方支援，爱国救亡，以求复兴国绸，反对侵略活动”[14]。8月10日在《申报》头版又复发表《倡用国绸的宣言》，派出代表去平、津各地宣传使用国绸、拒用洋绸，呼吁政府取消绸缎产销税、降低绸缎营业税并免征转口税等。
苏州亦陷入相似困境，因丝绸业牵涉到半城民众的生计，影响社会安定。以苏州各丝绸行业为主体的实业商业各界人士频频开会，于7月21日成立“苏州国货丝绸机织救济会”，与上海相呼应，掀起声势浩大的丝绸救济运动[15]，为了造成社会影响，于10月3日举行群众大会及万人游行，丝绸行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8.11参加国内外博览和对外交流活动
近代西方工业国家举办各种性质的博览活动，中国丝绸产品是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展品。中国历届政府收到邀请书以后，先发文至各地商会，再由商会组织茧、丝、绸、绣各行业遴选展品，经过评议预展后再送出国门。近代国外主要博览会上皆有中国丝绸产品参展并频频获奖。与此同时，各地丝绸行会还派出代表参加，如苏州纱缎行业派出杭恒宣纱缎庄业主杭筱轩、杭州绸业会馆派出金双喜、缫丝行业派出徐礼耕等参加。杭州绸业会馆还赞助业内人士出国考察，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先后有5批之多。
1920年11月下旬，江浙皖丝经同业总公会先出资1万两，后又向政府申请经费，组成10人（内翻译1人）代表团参加美国纽约举办的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顺道考察了日本和法国的缫丝工业，回国后向丝绸业界介绍情况[16]。其后，上海、苏州、无锡、震泽、南浔等地的丝业同业组织数次接待美国丝业代表团的回访，进行蚕丝技术及贸易交流。
各地丝绸行业组织接受政府和商会的委托发调查表予成员单位，调查我国丝绸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情况，特别是花色品种的喜尚，使丝绸行业逐渐走出封闭状态。
与此同时，丝绸行会积极参与国内的展博览会，如南洋劝业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和西湖博览会等。后者是民国年间国内规模最大的博览会，丝绸设了专馆，杭州绸业会馆尽地主之谊大力襄助，各地丝业、绸业多以行会集体名义参展，并设了专门陈列室。
1932年10月，上海绸业银行发起，与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合作，广邀国内7个主要产绸地区的同业组织共同举办中华国产绸缎展览会，展期一个月，效果甚好[14]。
8.12行业办学
各地行业组织成立伊始就为着意培养行业接班人而普遍兴学，先是义塾，进行启蒙教育。清末至民国初年逐渐改办新式小学堂，如苏州的纱缎小学、杭州的绸业初等小学堂、盛泽的绸业小学、湖州的绉业小学和吴兴茧业小学、南浔丝业小学、震泽丝业公学等。此类行会办的初等教育，以语文及算术课目为主，培养能写会算的商业人才，只招收业内子弟，一般免收学费。但手工业类型的行会甚是保守，殊少办学。
随着丝绸工业的近代化，行会办学乃提升档次向初中段和职业技业教育发展。如1912年，杭州绸业会馆筹款1.5万元委托浙江中等工业学校开办机织传习所，培训提花织造技工。1935年，盛泽镇绸业公所开办吴江县立丝织科初级职业学校，以造就电机织造技工。
8.13行善举
丝绸行业组织通常救济同业中的孤独无助者，如杭州绸业会馆内有“辅仁集”和“辅义集”的组织，专事救济同行中的失业者和贫病者、孤寡者。如清道光十六年（1836），苏州大雨成灾，丝织业“丝损工停，匠户嗷嗷莫济，死于沟壑，惨不忍言”，行会组织与官府联合“设局调济”。从道光十八年秋到次年夏，“统计二百六十日，所恤机户共三千六百口，共糜制钱一千万有奇”[18]。同时也向社会行善，如赈济救灾、施粥、施药、施衣、施棺等，并举办一定的公益事业，如盛泽绸业公所鉴于镇区南部远离河流，吃水困难，易发火灾，在其新所址建成30周年之际斥巨资在花园街开凿自流井，免费向市民供水。不少行业组织还自建义冢，自办殡舍。
会馆以乡谊为重，外地同乡来馆，只要报出籍贯，不问来由，免费提供食宿，并提供回乡盘缠。若客死他乡，由会馆买棺成殓，或葬于义冢，或由会馆出资扶柩回乡落葬。
8.14祀神和同乐活动
公所和会馆皆祀神，是为共性，但所祀神祗有所不同。会所祀奉的多是行业祖师，如茧业和丝业皆祀蚕神。蚕神类多，但一般正统上为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江南一带茧业、丝业行会尊称其为先蚕圣母、蚕花娘娘，其行会所在地也分别俗称为蚕花娘娘殿、蚕王殿、蚕花殿、先蚕祠等，四川丝业行会则祀青衣神。丝织业则稍有差异，如苏州祀云机仙圣伯余，杭州为褚载，湖州一带则奉织女为“机祖神”。广州锦纶会馆奉祀先师张骞，会馆门口有楹联曰：“石授支机，仙女秘传天上巧，侯封博望，后人景仰看英贤。”练染业有佐染仙姑、纺练仙姑和花缸仙师（葛洪）。绣业以露香园顾名世为行业祖师。凡行业收徒均得拜过祖师。
乡缘性质的会馆还奉祀其本乡本土的保护神，如盛泽任城（山东济宁）会馆和济东会馆同时奉祀金龙四大王（黄河保护神），有的会馆还将本土的乡贤“请”来供奉。
公所会馆的一个共性是，无一例外皆祀奉武帝——关羽，因关羽之忠、信、义为商业道德的体现。比干、范蠡、何五路、赵公明（玄坛）等文武财神也是无处不在的。黄帝、神农作为民族祖先亦普遍供奉。
旧时的公所会馆皆是殿堂庭院建筑，似庙非庙，甚为宽敞，一般都建有戏台或戏楼，逢年过节、神道生辰，无不鸣锣演戏，全体同乐。如盛泽丝业公所以小满节为蚕神生日，出资演戏三天，江南其余丝业市镇的行会在同日也有类似活动。杭州染坊业每届四月初八聚集葛岭进行祭祀行业祖师（葛洪）的活动。湖州各地绸业、绉业在七夕参拜织女。
近代，丝经业之崛起使震泽南浔两地极为殷富，两会丝经同业组织饮水思源，联手发起捐巨资，每十年举办一次双杨会（双杨，吴江县震泽镇东三华里之村落，摇经业发祥地），会期十余天，声势浩大，为江南最有影响的水上盛会。
9、行会的负面影响
丝绸行会组织是城镇丝绸业发展的产物，曾对行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促进了丝绸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又促进了丝绸工业的近代化和对外经济交流。但行会原孕育于封建社会中，必然受到束缚，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行会，尤其是手工业性质的行会是工商业主、技工、机匠、帮工和学徒的松散的联合体，藉封建宗法关系维持，而内部仍充满阶级斗争和矛盾。控制行会组织领导权的工商地主与官府的关系极为微妙，一方面与官府交涉极力维护本行业利益；一方面又与官府勾结，借助官府权力抑制行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并进而依靠官府出面镇压手工业工人的反抗。若手工业工人举行“叫歇”（罢工），无不央求官府出面制止和镇压。如清雍正二年（1734），苏州所立《长洲县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述当时一些“不谙工作，为主家所弃”的失业机匠，“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各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两，使机户停织，机匠废业”，于是何君衡等61家纱缎机户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行会，联名呈请官府进行镇压[18]。
道光二年（1822），苏州丝织机匠纷纷要求增加工价，“以停工为挟制”，行会以“实属有违禁令”为名，再次和官府一起压制了这次罢工[19]。
（2）行会以行规来限制竞争，以确保技术秘密不外泄，必然故步自封，维持保守落后状态。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立《元长吴三县为花素缎机器业各归主顾不得任意搀夺碑》记载：“窃苏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以上四业，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因而这种成规，“数十年来，向章如此”，“靠此养家糊口，别无生计”，倘若“群起效尤，占无底止……”以致“情同夺命”[18]。
手工染业更有甚者，不但各帮各口互不交流，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是同一色染坊，其用料及配比亦是行业秘密，或家族传承，或师徒相授，阻滞了技术的推广。
时至20世纪20年代初，人造丝作为新型丝织原料输入中国，而舶来人造丝绸及其交织品已风靡市上，然有些地方的丝织行业对此并不敏感，如杭州绸业会馆成员对是否采用人造丝为原料出现正反两种意见，而反对者竟占了上风，结果杭州绸业会馆议决禁用人造丝，并订了罚则。湖州亦全行业议决抵制使用，亦定了罚则。
手工性质的行会更不可避免守旧排外，反对创新，阻挠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民国十二年（1923）底，盛泽绸商汪仰真等鉴于沪杭苏等地采用整理轧机后提高了绸缎质量，而盛绸因手工整理，质量较次，而使客商啧有烦言[19]，乃筹设华新整理公司，待机器安装即将开工之际，先遭到练、轴两坊业的反对，继而染坊业亦加入，以绝绍（兴）人生计为由，先是罢工，继而动武毁坏机器。为使事态平息，县、镇及当地士绅出面调解，以肇事者赔偿经济损失，华新整理公司中途夭折而告终。无独有偶，民国十九年（1930）初，盛泽志成整理染厂又遇类似遭遇。其中吴江县政府虽认为“振兴地方新事业起见，似不应妨碍其（志成整理染厂）发展”，但又慑于“该镇染练踹坊业工人一千余名之多，其生计亦应设法维持”，乃饬盛泽商会及第三（盛泽）区公所召集双方调解，最后以志成整理染厂为“顾全乡谊”起见，自愿让步息讼，由各坊赔偿损失2300元而草草了事[20]。
由于行会势力的抵制，盛泽丝绸后整理行业难以推广新机器新技术，长期处于落后的手工操作状态。20世纪30年代，盛泽电机织造业兴起后，手工染整更不相适应，中高档绸缎运往上海染整，当地手工染整作坊业务清淡，时势所迫，才在手工染整行会中孕育出革新萌芽，在“志成事件”9年后开设大成昌精练坊，局部采用机器生产，开始摆脱落后的手工操作。
（3）行会办善举，属于“救急不救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手工业者身受的苦难，但同时也起着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效应，具有防止行会内部矛盾加深的作用，结果阻滞了手工业者的分化，扼制了新生产方式的发展。
早期行会还阻碍劳动力的自由买卖，防范商业资本对生产领域的渗透和控制，表现出严重的落后性。
由于社会的进步，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丝绸行会最终还是逐渐摆脱保守和落后的一面，跟上时代的步伐，但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0、外商的行会
民国二年（1913），在上海从事生丝出口的众洋行成立了洋商丝公会，是外商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唯一同业行会组织。1924年前后共有41家洋行参加。
洋商丝公会为委员制，设正、副主席及秘书，其机构设置完全是西方模式。
洋商丝公会曾对生丝出口成交手续、办法等订立若干规章，其中如报价、验货、保险、装运、结汇等均有详细规定，还公布各类生丝产品的出口税率。
民国初年，我国丝类产品出口全凭肉眼鉴别，无统一质量标准，在洋商丝公会推动下，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万国生丝检验所，使用仪器进行检验。
洋商丝公会出于自身利益参与近代中国的蚕桑改良事业，如资助1918年成立的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并派出两名代表参加该会的董事会。
洋商丝公会熟悉国外生丝市场动态，常操纵丝价，并代表洋商的共同利益与我国丝行、丝栈及各丝业同业组织打交道，若是洋商在订定的货价故意削价，或在质量上故意挑剔，以至无理退货或取消合约时，由于其有各国驻沪领事的撑腰，洋商丝公会一概偏袒洋行一方。
洋人驻华行会在中国丝绸行会史上可谓是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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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19] 《新盛泽》报，民国12年12月11日。
[20]《江苏省政府公报》，375期，9.
(续完)
来源：《丝绸》